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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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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陈子龙之死(1)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莫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