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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　想看书来

谁比谁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陈子龙之死（1）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莫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