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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经过这个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御用的。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命于御用的。因此，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所雇佣，所喝来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时，在忍辱负重的的状态下，秉笔直书，表达万众之心声，抒愤述忧，记载历史之真实，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

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努力，推崇他们的成就，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而能够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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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6）

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御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为人的声名，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的口碑，格调高尚，韵味精致，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但是，从他脑袋砍落在血泊之时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御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绝响。从此，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逼下，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谋生的鼻涕虫，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便成为只有“御用”，而无“文人”的新一代。

武则天统治的57年，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从此走上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通常，谈武则天，谈她的淫荡，谈她的残忍，谈她的酷刑，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武周革命”，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这其中，常被官修史书忽略，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如何重新清理队伍，将统称之为“北门学士”的御用文人，揽之门下，高官厚禄，笼络起来，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为其抬轿子，吹喇叭。

在中国，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不论何朝何代，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得到重用，因而鼎盛，因而发达，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又是她，将这个行当，彻底污名化，完全颠覆掉，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作践得与洗脚店，与桑那房，与歌厅的三陪小姐，毫无差别。唯有以“色”侍人和以“文”侍人的不同罢了。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天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公元683年（永淳二年），在位35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在位3个月，被武则天废掉。随后，立所生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