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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第二个痛苦。我倒也想帮他分析分析。

“你念的是什么专业？”我忘了，真不礼貌，但真的记不住。

“自动化管理。”他说。

“可以干什么？”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如果他知道可以干什么，那他还痛苦什么？不过这专业也真够怪的，都已经自动化了，还要管理什么呢？

所以我高估了自己，对于他的痛苦，我是一点忙都不上的。他带着他的朝气和痛苦来，又带着这两样东西走了，我们谁也没能帮他增加或者减少什么，最多，胃里多了一点饭菜而已。

不过这一幕我似曾相识。因为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8月，他曾来过，和我们一起生活过。那时的情况，没有现在的好。我和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原因不明，甚至可能没有原因，仅仅只是看对方不顺眼而已。

我记得那是个周末，天很热，我和他们因为一双我没洗的袜子吵了一下午。晚上，我就跑到余忠那儿去住了。他是我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我在他那儿呆了好几天。星期五一早，妈打电话给我，让我一下班就回家。她说家里有人要来。

“谁要来？”

“是不是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就不打算回来了？”妈反问我。

“不是，我只是问问是谁要来？”

“戴飞，还有他爹，戴明强。”

到家后，妈正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她告诉我，戴飞今年落榜了。他爸爸准备把他弄到这儿来复读。她交待我，要表现得高兴一点，客气一点。

“为戴飞学校的事，他爸爸已经用掉好几万了。天底下的父母啊……”接着她的声音变成了一连串的咕哝，被生菜下油锅的声音淹没了。

戴明强是个心眼很好的人，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比父亲大两岁，但是由于结婚比较晚。所以儿子比我小很多。在父亲还年轻的那个时代，几乎还没有人排斥婚姻。没有人会在动荡的岁月里计较是否有真正的感情生活。如果一个人的所有愿望都趋向于寻求一点点确定的因素，谁还会去计较这份确定是否适合自己呢？正如饿极了的人是不会抱怨食物的口味。所以，戴叔叔的“结婚晚”其实是“讨不到媳妇”的另一种说法。至于他是如何不讨妇女们喜欢的，我不太清楚。我小的时候，他是每次过年给我压岁钱最多的人。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过年他给了我二十元的压岁钱。我对这笔钱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是分两次给我的。那好像是个大年初二的早上，他来我家拜年，先当着父母的面给了我十元钱，然后我就去河边放鞭炮了；没想到他跟着我出来，并悄悄地又塞给我十元钱。我还学着大人的样和他推辞。

“这是我给你的，你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下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握住我的胳膊，不让我把他塞进我的裤包的钱再掏出来。

所谓压岁钱者，人情往来也。这点再笨的小孩也懂。每次过完年，我都是如数地把压岁钱交还父母。因为这些钱都是亲戚朋友当着大人的面给的，一是父母心中有数，吃不了回扣，二是应该让他们知道都有些什么人在关心我们的家庭，程度如何。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和我的经验，20元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到如果被坏人知道就会要了我的命的地步。其实我已经感动得不知所措了，甚至担心的不是自己会丧命，而是害怕如果这笔钱被抢走或者偷走的话，那么仿佛连同这份爱和关心也一齐被剥夺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最终我还是把钱全部交给了父母，并且说了实情。父亲在之后见到他的时候好像有些埋怨他的意思：“你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他没有怪我背叛了他，反倒地夸奖我懂事。从这以后，他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并且每年给我的压岁钱还随着通货的膨胀而增长。

门外有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