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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