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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己不要好，再教也没用。表达的思想包涵内因外因的辩证法。

这些方面，多可见吴*的理性。黄逸梵的理性其实更强。张爱玲从父亲的樊笼里逃到她那里不久，儿子也来了，说他也想跟母亲过。他带了一双球鞋，用报纸包着，总是做好了当日就不回家的打算。黄逸梵说她的经济能力只够抚养一人。张子静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可是黄逸梵没哭。可怜的张子静只得回去了，仍旧带着他的球鞋。如果换了鲍竹青，自己再苦，也会收留儿子的。

外国哪位哲人说过：　女人在恋爱中智商最低。对于中国母亲来说，在母子关系中的智商之低绝不亚于恋爱中。而显然黄逸梵是个难得的“清醒”的母亲。中国母爱的“伟大”，是“牺牲”的同义词，又向来是只算感情账不算经济账；而黄逸梵则能够算计——如同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跑，在随时会被捉回去的危险中仍能够与车夫讨价还价一样——当张爱玲逃到母亲这边来，补习功课预备投考伦敦大学时，黄逸梵就“一直在怀疑”为女儿的牺牲是否值得，并且还被敏感的女儿觉察到了，给张爱玲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可能不影响她与母亲本已相当淡薄的感情：“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张爱玲还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黄逸梵为女儿牺牲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否愿意为女儿做出牺牲。

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里潘汝良的母亲，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的人，黄逸梵与之正好相反。

鲍竹青与丈夫感情产生危机时采取了委屈忍让，原因之一是舍不得孩子。苏青在抗战中未赴大后方，建国初期未去海外，原因之一也是舍不得孩子。张爱玲的不喜欢小孩，几乎是不可能不受母亲的影响。她与赖雅怀孕而引产，论者多指责赖雅，其实放弃胎儿是否是张爱玲完全顺由男方之意的结果？张爱玲自己是否真的想保留？她是否真的做好了为人母的心理准备？委实是个大问题。

张爱玲成人后的行为怪异，每逾常情，人们多将此归结于一个天才作家的特立独行而视为正常，这样的观点掩盖了张爱玲因早年母爱不足、或在不正常的母爱下心理受到伤害而扭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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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1）

苏青得到的爱最多，所以阳光无忌——张爱玲受到的伤害最多，所以拘谨内向——胡兰成既不受宠也不被嫌，所以健康正常

就性格来说，张爱玲是个内向的人，用苏青的话来形容，“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苏青则是心直口快，甚至于口无遮拦。她俩性格上的差异固然出于天性，但也与童年的家庭生活环境与状况有很大关系。

张爱玲说苏青“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说得很对。这“底子”就是家庭环境，就是人生的初始。婴幼儿时期的苏青被寄养在外婆家里，外婆家在距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当时外公已经去世，过继的舅舅在城里学徒，除了她与外婆外，只有一个姨婆、一个老妈子、奶妈共五个人，五个女人，当然“简单”。外婆很疼爱外孙女；在苏青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她到处串门，在邻居的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人中间，被她们宠爱逗乐，吃她们给的雪团印糕，与她们一起在冬日的暖阳下，毫无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也学会了粗口。在这样的环境下，苏青受到的虽然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教育，却也恰因此使天性有了充分自由的生长空间，稚嫩的心灵几乎未受任何限制。

后来，虽然娶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