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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小说把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于是我把柳姑娘写成一个娇豪的女子，目中有己无人。但尽管她性行有若干缺点，她的为人仍还可爱，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谓‘纣之恶，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那种‘归恶’与‘归善’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原载《话柄》）

从白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传统文字和西方文学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力图使二者结合，并取长补短。这些认识，以及从他的小说中，都不难看出白羽受鲁迅教诲的痕迹。当然，鲁迅绝无心培养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但在鲁迅精神雨露下别生一枝异花，倒值得人们研究。

总之，三四十年代的评论，也都带有“左”的正统文学的色彩，这反映了中国文化观念的历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评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评论家姜德明发表《鲁迅与宫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现于报端；不久，姜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几句：对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应该研究一下。从此开了头，作家冯育楠撰“文坛悲士宫白羽”数千字，再写《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万余字，进而撰传记文学《泪洒金钱镖》十七万字。

天津文学界对《泪洒金钱镖》开了作品研讨会，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学家张赣生在会上说：白羽的“悲”，一是个人经历之悲，另外还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侠小说之“悲”。他若不自卑，凭他的文学修养，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骥良认为，《偷拳》也可以算做“纯文学”作品。（以上二君发言，笔者只凭与会记忆，无文字依据。亦未再与二君核实。）

在这个会议以前，天津《今晚报》1985年3月12日刊出张赣生《话说武侠小说》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的论点。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赠一套台湾叶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钱镖》，笔者读叶君所撰“白羽小传及分卷说明”和他的眉批，甚钦佩其知识之广、研究之深，但也发现个别事实失误。笔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给中国新闻社。撰文是请梁羽生先生介绍登港报，给叶君补充若干史实；他介绍给武林盟主、《明报》老板金庸，登在《明报月刊》。投稿是叶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钱镖》卷十六、卷十七，弥补他的“遗珠之叹”（叶君用语），刊于香港《快报》。信息反馈，叶君来信。笔者赠叶君《话柄》复印件，叶君推荐给台湾《中时晚报》连载，并又撰一文，评介白羽。

八十年代评介白羽之文较多，有的评价过高，笔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刘绍棠《敬柳亭说书》序）。这里笔者只摘抄当代海内外评论家的几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张赣生在《河北大学学报》刊出《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专论，他认为白羽“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且饱经世态炎凉，这就使他借武侠小说来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笔下的侠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武夫，他不把武侠当作救世主来崇拜，而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的可亲、可敬的同时，也写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可怜、可笑和可叹、可悲。诸如：一尘道人的捉贼受害，铁莲子柳老英雄携女卖艺招婿受辱，武林泰斗十二金钱俞剑平在官府面前低声下气，乃至陆嗣清的行侠受窘等等，都是历来武侠小说所未曾触及的一面，是白羽把武侠传奇拉回了现实人生，才开拓了这个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