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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柔弱、内心钢韧的女孩，在短暂的沮丧之后，很快又清醒地重新梳理蠢动于心底的诸多梦想。

留学梦搁浅了，还有文学梦。她对自己天才般的才情，一向是有些骄矜自恃的。与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她的内心无法抑制地骚动着，兴奋、无畏、跃跃欲试……她相信，她一定能在上海这个熟悉而繁华的都市成就她的文学梦想。她隐约悟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是一种新旧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织一起，略带畸形的、混沌的奇异，或许这奇异正好迎了她骨子里不断涌动的诡谲奇异的灵感。

张爱玲虽然孤傲清高，　但生活的磨难以及她敏锐的洞察力，又使她谙知世故。她知道“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回上海后，张爱玲一直和姑姑住一起。她需要挣钱来维持生计，除了写作，她别无他技。正如她自己所言，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最开始是为英文报刊《泰晤士报》、《二十世纪》写影评、剧评或时装艺术等与生活相关的杂文。其中一部分文章，在她成名后，翻译成中文，收入她的散文集《流言》。

卖文只是谋生的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张爱玲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沦陷的上海，文艺刊物上早已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文章。文人们大多都鄙视日伪政府，也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他们有的被封杀、有的撤离、有的封笔，一时间，文坛形成一个真空的局面。正是这个空档期，张爱玲横空出世。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回忆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摘自台北业强出版社。柯灵。《隔海拜年》）对梦想的执着、对成名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需求，张爱玲已等不及将稿件扔进邮筒后，在编辑的案头遥遥无期地碰运气了。虽然她向来不善交际，于人情世故更是浑然不觉。可这次，她要主动出击，要亲自把稿子交到编辑的手上。

年严冬的末端，春寒料峭，寒意甚浓。经亲戚朋友的介绍，张爱玲携她的“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叩响了《紫罗兰》主编周瘦鹃的家门。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里“泰斗”级的人物，他才学渊博，集创作、翻译、编辑于一身。虽饱受新文学阵营的诟病，但仍有极高的影响力和鉴赏力。

张爱玲着一身鹅黄色旗袍，亭亭玉立，京腔京调，执礼甚恭，令周瘦鹃眼前一亮。案头香炉里隐隐地燃着紫罗兰香，袅袅漫起的一缕青烟，令满屋暗香袭袭。周瘦鹃接过“两炉香”的书稿，仅是题目，就令他深感别致，接下去的开始，更令他欲罢不能。“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当晚，周瘦鹃挑灯细品，对文章里描写的“奇幻的境界”击案叫绝。“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颗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外墙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