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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端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早期朴素的人格观，也是他日后人格形成的基础。此后，他又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了《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遨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人格修养的准则。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把个人的人格修养纳入党员党性修养这个大题目，当作自己终生的必修课。他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他说：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还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他与邓颖超同志经常相互勉励，要注意搞好思想改造，不然便有落伍的危险。身居高位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带头进行党性修养。他说，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而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周恩来一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注意向其他领导同志、向部下、向党外朋友乃至向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习，以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一般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赖于自身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周恩来人格的形成，主要也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周恩来完善自己人格的另一个途径是坚持不懈地解剖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已，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从不隐瞒，而是严于责己。1954年9月16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约好于今（17日）早送你，但看后，觉得草稿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时间有限……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草稿的任何拘束，也许要便利些。”有些问题，不是周恩来的直接责任，但只要是国务院、党中央决定的事，他都主动承担责任。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受到错误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上下交困、互相埋怨。周恩来为了安定团结，主动承担责任，到处检讨。有人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到你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曾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民能原谅他．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一代伟人周恩来人虽去，但光彩不减。有人遗憾周恩来没有留下遗体，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凝聚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