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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者，吳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滿洲入關，旗兵不過十八萬，所以能夠定鼎中原、建立新朝，蓋精於利用漢人，其術有以致之也。其術有二：一是以漢人招降漢人，此即新設綠營的原因；一是以漢人與漢人戰，令旗營壓陣，而綠營前驅，以致每戰每勝，終於掃清南明餘氛。而為王前驅之漢人中，最具實力與功勳者，則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吳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ldo;於是，諸藩之毒盡發&rdo;。藩，相當於後世之軍閥；軍閥沒有不鬧事的，藩亦無不懷反心者。此事與藩王、軍閥之人品、學問、德行無關，而與制度有關。中央集權制度中，本就不應出現藩王、軍閥這些東西；藩王、軍閥，只有在鬆散邦聯型的國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國之權，其大者無非外交、軍事、財政三端，中央集權國家所集之權，亦以此三者為要。而藩王、軍閥牢牢把持屬地之軍事、財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則是國中有國，浸久且將儼然為敵國，明顯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構想，稱一國兩制，其創造性、突破性無庸置疑，然其終不合乎中央集權國家之原則，亦毋庸諱言。當吳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議&ldo;撤藩&rdo;，時方弱冠之年的玄燁就說了：&ldo;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rdo;。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吳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過，在深諳國家體制的玄燁看來，吳三桂遲早要反，他不反，子孫也要反，待到他韜光養晦、養精蓄銳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腳未穩、根基不固時造反，收拾起來反而容易一些。

讀者看吾國史書，新開之國，往往不顧百戰之餘的疲憊，先不急於休養生息，而務必將境內殘敵、邊疆禍藪剿滅無餘，方肯罷手；此與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個道理。這種做法，全是基於軍事上的考慮。軍隊要保持戰鬥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經常打戰，&ldo;養兵千日，用於一朝&rdo;云云，其實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訓練，以賽代練可行，一味只練不賽則不可取，長期集訓制終不如經常聯賽制能鍛鍊人才，就是這個道理。開國不久，一日不去隱患，則一日不得安生，與其姑息養成未來之大患，不如趁著軍隊尚有餘力，先下手為強。要知道，此時所對之敵也處於久戰之餘，來不及休息；你覺得自己不行，他還更沒信心呢。毛澤東云：宜將剩勇追窮寇；有得之言也，豈虛言誑語哉！一旦掃清餘氛，自然可以馬放南山，軍隊也就以練為主了。境內再無軍事建制之敵，須預防者不過鄙民農夫之哄亂而已，軍隊雖無昔日銳氣，然鄭重其事，不掉以輕心，亦足資彈壓，且內亂之起，往往因政治腐敗，又非純軍事問題也。且二千年來，改朝換代縱然頻繁，終賴有千年不絕之文教傳統可以傳薪續斷，視為同一國家在基本政治主張不變的情況下不斷更換政府可也；雖每次組閣，用的是武力而非選舉，終無傷大雅。但是，清末以來，中西交通發達以後，出現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國啟釁，久不聞鼙鼓的軍隊倘若不克禦侮，則因文化迥異之故，亡國事小，亡天下之禍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謂文化衝突論、經濟侵略術者，與軍事衝突互為表里，未知孰愈，大費人思量。百年來志士仁人便在這內憂外患的大問題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覓得最終的全盤解決方案，以故孫文&ldo;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rdo;之言猶在耳，關心國事者不可一日釋懷也。走筆至此，離題太遠，請再述八旗、綠營事。

三藩之亂雖在玄燁意料之中，但是，賴以平亂，卻非他恃為後盾的旗兵，而是綠營兵。舉個例子，旗兵南下頓於荊州，與三桂軍相峙，不但歷八年之久不能進一步，甚而有欲舉襄陽投降者。即此可窺見旗兵底蘊。而這場漫延雲、貴、川、湘、陝數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