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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在姥姥家玩，我不小心把房上的烟筒管碰碎了，当时也没有人责备我，可是到了晚上我还不说一句话，心里懊悔得很，在姥姥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吃了点饭。还有一次，母亲与我和一些人在院外闲语，其中有一个我叫老娘的，此人言语泼辣，爱开玩笑，她说“你们看春（我的乳名）长得多丑，没以前好看了，越长越丑了。”她就说了这几句，我就止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到她的胳膊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父亲是一位中医大夫，所以我们全家总是跟着他的调动搬来搬去。六O年在从万寿乡搬回老家的那天正好是小年，母亲和前来搬家的四叔把破旧的家档装上车，四叔赶着牛车刚绕过房子向北没走几步，一个大瓦盆就从车上滑了下来，摔得粉碎。这一不吉利的征兆也确使那次搬家非常别扭，车子在离老家五六里远的地方断了车轴。无奈，母亲一手领着我，一手拽着小我两岁的弟弟步行回家。等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老家早已是掌灯时分，母亲把我哄睡后又和四叔回去弄车，等把车子和东西弄回家时就快亮天了，母亲把柜底仅有的一点小米为四叔煮了几碗粥吃。等到我第二天醒来，知道他们吃了小米粥，不禁号啕大哭。因为那时候我们吃的除了杨树叶、糠，就是把玉米芯打碎做成的淀粉。那时候的一碗小米粥对一个八岁男孩来说是何等的美味，它意味着我有生以来全部的奢望和满足。现在想来当然无所知我当时悲伤的表情和母亲那满脸的无奈，只是后来母亲经常提起因为一碗小米粥，我跟母亲哭闹了一个多月的事。母亲说我那时候非常固执，坚持要那天晚上的粥，承诺以后再怎么给我做，或是做更好吃的都不行。

上学以后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一至四年级我都是班干部，当过文艺宣传员和学习委员。我的语文比数学好，可能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我们用“定”造句，同学们有说“一定”的，有说“坚定”的，当老师问我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学来的就说“肯定”，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把我弄得直发楞。他们以为我说的是“啃腚”，后来还是老师给我解了围。再大一点的时候，我的作文就被老师经常夸赞，有两篇一个是写抗美援越的，一个是写春天的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作范文非常有情感的读给了同学们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纯洁。

可是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不行了。随着打倒地富反坏右运动的开展，做为一个富农子弟，我在课堂上经常被老师指指点点，说我们地富子弟成绩再好也没有希望，说我的父亲和哥哥是多么让人不齿和厌恶。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奚落，终于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对母亲说我不念书了。至于当时怎么对母亲诉说和表白，母亲又是怎样劝慰我，至今我已记不得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论我怎样不情愿、怎样抗争，最终还是回到了学校，继续忍受着老师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的不屑和冷眼。还没念完小学六年，*就开始了，此后又混了两年农中就永远的离开了我曾十分热爱过的学校。

二、打石头

我是十六岁那年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并且一开始就和大人们一样锄草、铡草、挑粪、挑水。后来在山上挑松树枝子，我一般都是一次挑一百二十多斤，记得有一次往坡上我还挑了一百九十多斤，而和我同龄出身好的伙伴一次都是一百斤。虽然每次比他们多挑二十多斤，但是由于我的出身不好，所以在评工分的时候，我却每天比他们少二分工。那时候看着父亲背上写着富农份子的白布，听着喇叭里“只准你们老老实实，不准你们乱说乱动”的口号，我的心里十分压抑，总觉得自己比要饭花子还要矮一头，所以我很少说话。有一次，一个姓辛的姑娘对我说“明天你还是贴上一个头贴吧，写上哑巴，别人就不再和你说话了”。那时候看中我的姑娘也有，但都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