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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沉默。不知怎麼的，一種不安的氣氛籠罩了小飯館。薩特思韋特先生忽然覺得自己似乎處於防守狀態。

「她為什麼不應該呢？」他突然問道。

「她為什麼應該呢？」奎因先生聳了聳肩。

不知怎的，這個問題讓薩特思韋特先生有點氣惱。他想繞開它，回到自己熟悉的領域。

「是誰開的槍這個問題沒什麼可懷疑的。實際上，僕人們似乎有點失去了理智。房子裡沒有人管事了，幾分鐘之後才有人想起來給警察打電話。而當他們想報警的時候，發現電話出了故障。」

「哦！」奎因先生說，「電話壞了。」

「是的。」薩特思韋特先生說，突然感覺自己說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當然了，有可能是被故意弄壞的。」他慢吞吞地說道，「但這看上去沒什麼意義啊。死亡就在一瞬間。」

奎因先生沒說話，薩特思韋特先生感覺他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

「除了年輕的懷爾德，沒有人可疑。」他繼續說道，「甚至，根據他自己的說辭，槍響的時候他剛剛離開房子三分鐘。而其他人誰會開槍呢？喬治爵士在隔著幾棟房子的地方打橋牌，他六點半離開那兒，在大門外剛巧碰上了給他捎信的僕人。六點半整，最後一局結束——這一點毋庸置疑。接著就是喬治爵士的秘書，亨利·湯普森。那天他在倫敦，槍響時他正參加一個商務會議。最後是西爾維婭·戴爾，她有很好的動機，但事實上她跟此事不可能有半點關係。她在迪靈谷車站給一個朋友送行，是六點二十八分的火車。這樣她也被排除在外。然後是僕人們。他們中的某個人究竟有何動機？除了他們幾乎同時到達事發地點。不，一定是馬丁·懷爾德。」

但他說話的底氣並不足。

他們繼續吃午飯。奎因先生並不健談，而薩特思韋特先生說了所有他應該說的話。但沉默不是毫無益處的，其中充斥著薩特思韋特先生越來越多的不滿，因另一個人的全然沉默而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得到加強、孕育。

突然，薩特思韋特先生哐當一聲放下了刀叉。

「假設那個年輕人真的是無辜的，」他說，「他要被絞死了。」

他的樣子非常震驚、苦惱。而奎因先生仍然沒說話。

「似乎不是——」薩特思韋特先生欲言又止，「那個女人為什麼不應該去加拿大？」他沒頭沒腦地結束了自己的話。

奎因先生搖搖頭。

「我甚至不知道她去了加拿大的哪裡。」薩特思韋特先生急躁地繼續說道。

「你能找到嗎？」對方問道。

「我想我可以。那個管家，他知道。也許湯普森，那個秘書，也知道。」

他又頓了頓。當他重新開口的時候，語氣幾近懇求。

「這件事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吧？」

「一個年輕人三個多星期之後會被絞死？」

「哦，是的，如果你這麼理解，我想是的。沒錯，我懂你的意思。生與死。那個可憐的姑娘也是。我可不是頭腦頑固——但是，畢竟——但是有什麼好處？整件事情都非常不可思議，不是嗎？就算我找出那個女人去了加拿大的哪個地方——唔，這也許意味著我應該親自到那裡去。」

薩特思韋特先生的樣子非常苦惱。

「我正考慮下星期去里維埃拉。」他可憐兮兮地說道。

他瞥了一眼奎因先生，眼神儘可能明白地告訴他：「饒了我吧，好不好？」

「你從來沒去過加拿大？」

「從未去過。」

「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薩特思韋特先生猶豫不決地看著他。

「你覺得我應該去？」

奎因先生往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