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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向他們講了家中小孩多，負擔不起的實際情況。

“何大福同學是個孤兒，我們全鎮都曉得。學校考慮過了，他的學雜費、書本費全免，上學不要錢。”老師表態說。

“那麼他吃飯呢？你們能供他吃飯嗎？”叔叔瞪著眼睛望著三位教師。

“這個問題我們學校領導也研究過了，給他享受甲等助學金，每月六元錢，供他吃飯。”

“那麼，好！你們能不能再幫我找一個下手，天天來幫我穿卡子呢？”叔叔有點不高興，那意思很清楚：我們家已決定了，不讓何大福上學了，你們為什麼硬要他上呢？！

“我們也是盡責任，既然這樣說，你家也不能怪我們了！可惜啊！真是可惜！”

雖然當時何大福輟了學，可當地中學對他的“深情厚意”，何大福一直“感恩戴德”。多年後，何大福發跡了，曾多次對這個中學進行資助。當然這是後話。

從此，何大福只有小學文憑。參加工作後，何大福雖然刻苦自學，看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文章，參加過許多培訓班，但是都沒發文憑。從70年代初開始，化工廠每年都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何大福是政工科長，這方面的事也是他負責經辦，每年都有招生學校找他，希望他去讀大學。可是，廠裡領導都不同意，說：你哪能走啊！而那些工作不忙的青年人卻一個個都被推薦出去了。有一年，浙江大學招生人員到化工廠招生，廠裡推薦了好幾名，他們都不滿意，硬要何大福去。於是，他去請示萬慶彪，萬慶彪說：“你一走，這攤子誰來接啊！”結果，浙大當年放棄了在化工廠的招生。何大福上學的願望再也沒有實現。

那個時候，何大福雖然沒有文憑，但領導不信這個。他們認為，何大福“想幹事，肯幹事，會幹事，幹成事，而且不出事”，所以讓他在政工科一干就是十三年！

話說縣委常委會的第二天，萬慶彪就帶著工交黨委書記、工業局局長等幾個人找到何大福，宣佈了縣委的決定。誰知，這個一貫都是“三不提”的何大福，竟然第一次拒絕了上級的決定。

“我不去！死也要死在化工廠！”何大福態度堅決。

“化工廠班子已經定下了，沒有你的位子。”萬慶彪溫和地說。

“那你們領導為什麼不早考慮我呢？”何大福情緒有點激動。

“考慮了。你只有小學文化，不符合中央四化條件，實在沒辦法”，萬慶彪同情地說。

“這……”說到這個致命傷，何大福語塞了，好長時間沒說話，突然他站了起來：“好了！我不要提拔，就留在化工廠當勞服公司經理！”

“那也不行了！縣委決定了，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萬慶彪強硬地說。那個時候，任何干部一聽說是組織決定，比聽到法院宣判書還厲害。宣判書還可以申訴上訴，可組織決定，那就是板上釘釘。何大福當了這麼多年政工科長，深深懂得這個組織決定的含義。

“那你們不是逼我非去不可嗎？”何大福傷感地說。

“是的！我們就是要把你逼上梁山！不過，不是上梁山，是上金山！”萬慶彪微笑著說。

“你們這樣逼我，我有什麼辦法啊！”何大福態度軟了。

“去吧！去吧！金箔廠歷史悠久，產品又全是黃金做的。如果說化工廠生產化肥是雪山的話，那麼，金箔廠就是一座金山。雖然現在相當困難，但是如果搞好了，就是到金山揀金子！”

“是啊！縣長說得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金光大道；現在搞改革開放，是金色的時代；你要從事的又是與黃金打交道的事業，叫金色的事業；製造的金箔又是金色的產品，真是地地道道上金山啊！”工交黨委書記真會說話，一套一套的。

何大福服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