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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正在位于首尔市狎鸥亭洞的新任外交部长官李廷彬家中采访。就在我单独采访李廷彬长官的时候，开放国民党议员郑义溶（时任外交部通商交涉调整官）开门走了进来。于是，李长官哈哈大笑，明快地对郑义溶议员说起了自己的就职感受。

当时，潘基文担任外交部次官还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只是简单地打过招呼，所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笔者不能不感到吃惊。潘基文次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外交官呢？

从那以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注意观察潘基文次官。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事实，不仅李廷彬长官，还有很多外交官都愿意与他共事。我注意到他不仅业务能力出众，而且对待前辈外交官非常诚恳热情，对待后辈常常温和地予以引导。总之，他拥有“温暖的魅力”。

直到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我有七年时间得以近距离对他进行采访，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曾经三次出入外交部，负责采访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的时候，潘基文秘书长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次官（2000年）、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的秘书室长（2001年）、联合国大使（2002年）、青瓦台外交政策顾问（2003年）、外交通商部长官（2004年）。

采访外交部期间，我曾经多次写过批判性的报道，然而潘基文秘书长对于记者职业的特殊性总是给予宽容的理解。在他担任外交部次官的时候，我曾经连续三天深夜登门采访，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不耐烦。2001年，我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入学资格，潘基文秘书长也以前辈身份帮我写推荐信，鼓舞我的勇气，直到现在，我仍然感激在心。

潘基文秘书长自称在他的外交官生涯当中，曾有过两次最为艰难的时刻。第一次考验是2001年担任次官职务的时候；第二次是2004年金鲜一先生在伊拉克惨遭斩首的时候。关于这两次事件，我曾在《朝鲜日报》反映过潘基文秘书长的内心苦闷。因为不可预期的事件，他从外交部次官的位置上不幸落马，我也为《月刊朝鲜》撰写过报道，题目是《人物研究，退职之后的前外交通商部次官潘基文》，足足写了五十页稿纸。当时，我只希望潘秘书长能够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重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很多人批评我没有必要撰写如此篇幅的报道，因为他毕竟不是长官，只是次官，而且已经被免职。

正如我所希望的，仅仅过了几个月，潘秘书长就被重新任命为外交官。经过驻联合国总部大使兼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室长，终于在2006年10月当选为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时候，我比任何人都兴奋，于是连忙采访潘秘书长，并发表了专辑报道。

关于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报道发表后没过几天，出版本书的耆婆郎出版社安秉勋社长就给我打来了电话。1993年，我进入朝鲜日报工作的时候，安社长也在该社担任编辑。

“李记者，难道我们只能把乙支文德、李舜臣将军的故事编写成伟人传，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吗？李记者长期跟踪采访潘基文秘书长，我看你还是把潘秘书长的故事写成书吧。”

安秉勋社长和潘基文秘书长之间保持了长达三十年的友谊。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之后，潘秘书长曾邀请前国务总理卢信永和安秉勋社长共进晚餐，然后安社长对我这个无名后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因为朝鲜核试验余波未消，我实在难以抽出时间，却又不能拒绝安社长的“劝诱”。事实上我也想过，如果首尾连贯地编写潘秘书长不为人知的日常趣事，肯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后来还是担任朝鲜日报政治部部长（现任论说委员）的杨相勋先生关心此事，决定由共同采访外交部的后辈记者安容均先生联合执笔，这本书的出版才成为可能。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