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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不能要求再多。只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严肃和日光灯，更喜深夜看书，如果静坐书馆，自备小台灯，自带茶具，博览群书过一生，也算是个好收场了。

心里那个敲个不停的人情、使命、时间和责任并没有释放我，人的一生为这个人活，又为那个人活，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的兴趣活一次？什么时候？难道要等死了才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不太向人借书回家。借的书是来宾，唯恐招待不周，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小心翼翼翻完它，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能入化境。

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每得好书，一次购买十本，有求借者，赠书一本，宾主欢喜。

我的书和牙刷都不出借，实在强求，给人牙刷。

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偏要二分。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嘉莎·克利丝蒂，时光飞逝。再回来说图书馆。

知道俞大纲先生藏书，是在文化大学戏剧系国剧组的书馆里。初次去，发觉《红楼梦》类书籍旁边放的居然是俞先生骨灰一盒，涔然心惊，默立良久，这才开框取书。

那一次再看脂砚斋批的红楼，首页发现适之先生赠书大纲先生时写的话，墨迹尚极清楚，而两人都已离世。这种心情之下遇到书，又有书本之外的沧桑在心底丝丝的升上来。大纲先生逝后赠书不能外借，戏剧系守得紧，要是我的，也是那个守法。大纲先生的骨灰最先守书，好。

看书有时只进入里面的世界去游玩一百一千场也是不够的。古人那么说，自己不一定完全没有意见，万一真正绝妙好文，又哪忍得住不去赞叹。这种时候，偏偏手痒，定要给书上批注批注。如果是在图书馆里，自然不能在书上乱写，看毕出来，散步透气去时，每每心有余恨。

属于自己的书，便可以与作者自由说话。书本上，可圈、可点、可删，又可在页上写出自己看法。有时说得痴迷，一本书成了三本书，有作者，有金圣叹，还有我的噜嗦。这种划破时空的神交，人，只有请来灵魂交谈时可以相比。绝版书不一定只有古书，今人方莘的诗集《膜拜》，大学时代有一本，翻破了，念脱了页，每天夹来夹去挤上学的公车，结果终于掉了。掉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身外之物，来去也看因缘，心里没有掉已是大幸。一九八○年回国，又得方莘再赠一本，他写了四个字——劫后之书。

这一回，将它影印了另一本，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可贵，这一劫，十六年已经无声无息的过去。

又有一本手做的，彩色纸做出来专给我的书，书还在，赠书的人听说也活着，却不知在哪里了。也自己动手做一本彩色的空白书，封面上写着“我的童年”，童年已经过去了，将逝去的年年月月一页一页在纸上用心去填满．十分安然而欣慰。

还说不借书给人的，出国几年回来，藏书大半零落。我猜偷书的人就是家中已婚手足，他们喊冤枉，叫我逐家去搜，我去了，没有搜出什么属于自己的旧友，倒是顺手拎了几本不属于自己的书回来。这些手足监视不严，实在是很大的优点。

人书神游，批书独白，却也又是感到不足。诗词的东西本身便有音乐性，每读《人间词话》《词人之舟》，反复品赏之余，默记在心之外，又喜唐诗宋词新诗都拿出来诵读，以自己的声音，将这份文字音节的美，再活出它一次重新的生命。

母亲只要我回家居住时，午夜梦回，总要起身来女儿卧室探视熄灯。这是她的慈心，是好奇心，也是习惯使然。脚步如猫，轻轻突然探头进来，常常吓得专心看书的人出声尖叫，每有怨言，怪她不先咳一声也好。

那夜正在诵读一首长诗，并不朗声；母亲照例突袭，听见说话声，竟然自作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