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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的工作人員都被審查。秘書和警衛人員不用說，連炊事員老穆、司機老王也沒倖免。這兩位服務處的老職工兢兢業業，&ldo;文革&rdo;前曾在劉伯承元帥和王尚榮副總長家做服務工作。&ldo;文革&rdo;開始，隨著這些首長的落馬，他們就被審查過。這次又被隔離審查，心裡能痛快？審查結束後，儘管領導說破大天，都不願再去首長家服務了，省得鬧心！司機老王回處里開起了拉貨的大卡車，後來調到了衛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壓，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個年月里，母親一人遠在北京命運未卜。我們兄妹幾人只能互相攙扶著艱難度日。位於東山區的軍區大院，那片我們成長且熟悉的地方，我們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傷自尊；二是怕因父親的問題給各位叔叔阿姨們找麻煩，因此自覺地與它拉開了距離。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得到了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的幫助。每年回京探親的20天的假期，幾乎全都用在上訪打聽父親下落上。特別是粉碎&ldo;四人幫&rdo;後，為我們帶來一絲希望，我們成了中央和軍委信訪辦的常客，搞得那裡的接待人員見到我們都煩煩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處投信，要求與父親見面。在北京的後海、鼓樓一帶，黨、政、軍領導居住較集中的區域，見到哪家大門氣派點，就往信箱裡塞一封，指望著哪一天奇蹟能夠出現。二哥還給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廣空服役的華國鋒女兒蘇玲遞了信。我們的執著終於感動了上帝，1978年春節後，我們得到了一次與父親見面的機會。

記得見面的前一天，專案組到我們家，對我們交待了若干項&ldo;不准&rdo;，說閻仲川沒定性，什麼都不能說。第二天，一輛華沙車拉著我們全家在北京城內轉了老半天，終於拐進一個院落。熟悉北京的母親認出來是翠微路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把我們帶進房間坐定後，父親被帶了進來，現在想起來父親當時的模樣都倍感心酸。父親被推個光頭，穿著一身被扒掉領章的舊軍裝。由於刮鬍刀被沒收，沒有條件刮鬍子，只能每次推頭的時候用推子將臉上的鬍子一塊兒推掉。腿關節本來就有傷，事後聽父親說，關押期間，剛開始每半年才放風一次。後經不斷鬥爭，爭取到每周放風兩次。由於缺活動、缺太陽，關節軟化，腿腳顯得特別不利索，感覺整個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讓人難過的是父親一口牙，出事前還是好好的，現在除前面一顆已變了形的門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親當時就哭了，因事先有專案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覷，默默無語。根據事先商定的辦法，為節省時間，我們子女少說或不說，讓母親多說。母親流著淚簡單述說了一下家中的情況。其實，當父親一見到我們幾個被扒了軍裝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見面時間很短暫，可能專案組對父親有所交待，他很少說話，卻從我們憂鬱的眼神中讀出了家人對他生命深深的憂慮。他說出了一句話讓我們至今難忘。他說：&ldo;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死了就更說不清楚了！&rdo;

臨別時母親讓父親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則怎麼吃飯。父親信心滿滿地說：&ldo;回去就給傅崇碧寫信，過去我曾救過他的命！&rdo;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軍區司令傅崇碧過問下，很快在北京軍區總醫院裝了假牙。事後我曾問父親這是怎麼回事？父親說，1969年剛到北京，受楊、余、傅事件衝擊，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殺，父親奉命對傅進行保護。他用一個排的戰士將傅四處轉移躲避追蹤，我們家現在住的小院他都躲過。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來曾對父親的問題做了指示：&ldo;總參黨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rdo;如果不是張春橋來到總參謀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