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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凯文·史密斯或者罗斯·特罗克这样的人迅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富有起来，你不可避免也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那是一部关于中彩券的影片的标题。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伙计，能把我们的影片放出来就不错了。’现在变成‘是赚大钱的时候了。去拿我们应得的那份吧’。”

曾经在佳线电影公司市场部担任头头的里兹·曼内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觉拍电影是出于某种不正当的理由。那时独立电影导演跟摇滚明星几乎是同义词。这些人把他们的名气寄希望于一部电影。他们已经不是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写的那样了，而是一群彻头彻尾的蠢货！戴着耳麦站在埃及影院前，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贝尔纳多·贝托鲁奇的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安东尼奥尼。这已经成为一种讽刺性的画面。”

电影节的成功抬高了杰夫·吉尔莫在圣丹斯的地位，在他和自己员工头上笼罩了一圈崇高的光环，其他部门则心生嫉妒和仇恨。另一方面，这位电影节的负责人把圣丹斯的其他部门视为吞噬着电影节带来的金钱的寄生虫。凯西·舒尔曼说：“参加人数规模相当庞大，而且每年都在飞速增长，我们增加了更多买特价票的人，大家都问：‘钱都上哪儿去了？’外面传言很多，都说钱流向经营不善的缺口了，比如度假胜地。”

电影节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困难重重的学院中变成一个绝对不可缺少而且又极其受欢迎的赢利中心。“1994年的电影节，按照从圣丹斯拿到更多融资和更大预算的标准衡量是一次转折点。”吉尔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制作精装目录，圣丹斯被描述成一个全国级机构，被业内人士认为在给独立电影提供代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他们不购买影片，也到电影节上来为年轻导演和演员的发展寻找门径。忽然间，前几年使主流电影工业与独立电影区别开来的界线大大模糊了。是经纪人们催生了这一现象。罗伯特·纽曼把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请到哥伦比亚。”吉尔莫特别欣赏这一点——独立电影和电影业之间壁垒的消失。市场因素虽依然充满风险，但却给了独立制片导演前所未有的机会把自己的电影卖成现金。如果他们的发行商米拉麦克斯和高德温能够推动他们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一方面，雷德福拒绝接管美国电影节时害怕的一切都出现了。独立制片导演不仅在竞争中互相坑害，而且，“这种竞争正在靠近好莱坞。”舒尔曼说。他们喜欢听到某人说什么影片最好。专门负责筹钱的加里·比尔却以跟舒尔曼所反对的同样的理由支持竞争。他的目标是发展圣丹斯，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在高喊着一个词：“打品牌。”糟糕的是，市场化正在吞噬电影节。质量被量化了——用美元衡量——圣丹斯也开始极力向金钱靠拢，几乎公园城的每个地方都高价卖给了竞标者——汽车公司、制片厂、杂志、葡萄园等等。你在主大街上走不了3英尺就会有人把一只装满品牌T恤衫、杯子、帽子或者一两张CD的袋子塞到你手中，事实上，除了圣丹斯本身，汗衫、风衣、帽子、滑雪服，一切都在一些专门的亭子里高价出售。前一年，在圣丹斯，第一次出现把公司的标志打在银幕上的情况。圣丹斯以前的节目统筹员洛里·史密斯（Lory　Smith）说：“加里·比尔在吸引企业赞助电影节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现在已经请到了奔驰、波士（Hugo　Boss）和白雪香槟（Piper�Heidsieck）等支持独立电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要组织好电影节需要呕心沥血。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颁奖典礼必须容纳如此众多的赞助者和保险商，以致独立短片的导演都无处容身了，而其中一些人本想衣锦而归的。皮尔逊已经感到厌倦和失望，那一年电影节后已不再为影片做代理，这项工作也逐渐落到代理公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