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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想了起來……)。某個碰巧來檢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數落了一頓。我(還是上過大學的!)還辯解說：在軍官學校里就是這樣教我們的。那就是說，既然我們是在軍隊裡，哪裡還能有什麼一般人的觀念?

(在機關里就更不用說了……)

驕傲在心中增長起來，像豬身上的肥膘一樣。

我向下屬發出一個個不容爭辯的命令，堅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線上，處在死亡好像使我們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權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著聽取他們&ldo;立正&rdo;站著報告。打斷他們的話，作指示。對那些論年紀能當我父親或祖父的人，我以&ldo;你&rdo;相稱(他們當然稱我為&ldo;您&rdo;)。派他們鑽到槍林彈雨下去接通打斷的電線，只是為了高級長官不致責備我(安得烈雅申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吃自己的軍官黃油加餅乾，毫不思考為什麼我該有這樣的東西而士兵卻沒有。我當然有一個勤務兵(說得好聽點叫通訊員)，我給他添了無數的麻煩，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為我單獨做和士兵不一樣的飯食(盧賓卡的偵查員倒是沒有這種通訊員，這點對他們沒話可說)。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們為我彎腰挖特殊的地下掩護所，頂上鋪些較粗的圓木，好讓我舒服而安全。啊，對不起，在我的炮兵連里，也有過禁閉室，不錯!‐‐就是設在樹林裡的那東西吧?‐‐也是一個坑，當然要比戈羅霍維茨的陷阱好一些，因為是有遮蓋的，還能吃到士兵的口糧，維尤什科夫因為丟掉馬在那裡蹲過，還有波普科夫因為瞎擺弄卡賓槍也在那裡蹲過。啊，真對不起，還想起一件事來：當兵的用德國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機坐墊上的皮)給我縫製了一個圖囊，卻沒有皮帶。我正發愁。他們無意中在一個游擊隊政委(當地區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適的一條皮帶‐‐就把它卸下來了：我們是正規軍嘛，我們高人一等!(記得那個行動人員先琴科嗎?)最後，還有那個鮮紅色的煙盒也是我奪來的，怪不得我牢記著被人奪走的情景……

瞧，肩章會把人變成什麼樣子。祖母在聖像前的諄諄告誡都到哪兒去了呀!還有少先隊員關於未來神聖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裡去了!

因此，當反間諜人員在旅長的指揮所里從我身上撕下這一對可詛咒的肩章，卸下皮帶，連推帶搡地把我帶出去上他們的汽車時，儘管我整個命運已經完蛋了，我仍然為一件事不安：我在這種被罷官的狀態中怎能走過電話員們的房間呢‐‐我這副樣子不應當讓列兵們看到!

在被捕後第二天，就開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爾之旅。一批被抓獲的人犯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發送到方面軍反間諜機關。從奧斯特羅德押送我們步行走到布羅德尼茨。

把我從禁閉室帶出去列隊時，那裡已經站著七名囚犯，排成三對半背向著我。其中六人穿著破舊不堪的飽經風霜的俄國士兵大農，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著&ldo;su&rdo;兩個大字母。意思是&ldo;vietunion&rdo;(蘇聯)，我已經知道這個標記，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帶著又悲傷又抱歉的神色拖著沉重的步子朝著解放了他們的隊伍迎面走來的我們俄國戰俘的背上看到過。他們被解放了，但是在這種解放中沒有相互的歡樂，祖國同胞們用那種比對待德國人更陰鬱的眼光斜視著他們，而在不遠的後方，他們遭遇到的將是：被關進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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