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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作为热恋中的青年，张生和朱丽叶都急不可待地要在夜幕降临后和情人相会，因而都嫌太阳走得太慢；为了早见情人，一个要用后羿的弓箭把太阳射下来，一个要腓通用马车把太阳拖回安息处所。他们在急切热烈的向往中都情不自禁地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如《牡丹亭》描写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时梦见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柳梦梅，醒后日夜思念，以至生病，病中把自己真容描下，然后死去。三年之后，复生成人，与柳梦梅终成眷属。这更是一厢情愿的好例。正如汤显祖解释的那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证是随处可见的。

艺术作品如此，就是艺术创作本身也都与创作者的欲念、愿望和向往密切相关。这是许多作家都有体会的。康德说想象“有创出各种可能的感象，赋予以随心所欲的模样”。《论形象思维》第33页。维柯说，“诗的语句是用对情欲和情绪的感觉来造成的。”《西方文论选》上册。A�托尔斯泰也说：“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理想的描绘。”理想的描绘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他又说，“大凡我们每个人写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所写的正是我愿意写的东西。这点我现在还要强调一下，艺术作品就是从愿意去创作、去写作什么东西而产生出来的，而不仅仅是由于他觉得应该去写什么东西而产生出来的。”《论文学》第264页。

要说明的是，人类还有一种幼子之爱的本性，这又是一种强大的感情力量。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另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也是非常强烈而执着的。屠格涅夫的一篇短文《麻雀儿》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文章叙述了一只老麻雀忽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即将被狗扑食，说时迟，那时快，在千钧一发之际，老麻雀面对这庞然怪物，面向“那齿牙发光的张大的口”，“以一种比它的意志（意志即理智——引者注）更强的力扑下身来”，终于使狗惊愕而退。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爱，我想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还要强烈。全靠这个，全靠爱，生命才得以团结和进步。”《屠格涅夫散文诗》北新书局1934年版。鲁迅也看到这种现象：“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它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它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动物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如尼采说的是表示理智停止活动，稍加思索便可知道。所谓理智停止活动不正透露出一种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吗？为了保护幼子，为了种族的绵延，不惜牺牲自己，这难道不是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难道不可以说至情至性就是至理？爱就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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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私心即是当理”

同样是爱，但人与动物仍然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人有社会意识，而动物只有本能。动物不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而人却有同情心，人不但能推己及人且能推己及物。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在。用中国古语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总之，是把爱扩大、推广、泛化或普遍化。这就是人的理性。恶是违反理性的，伤天必然害理。所以理推到最后仍然是爱人之情，是善。这一点王阳明说得很明确：“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传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