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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际顾问。时过境迁，还是同一个科里根，警告却降温了不少。到了1994年4月，人们听到的只剩下他对以往观点的贬损：“衍生产品就像全美足联比赛时的四分卫，得到的赞誉和指责可能都有些言过其实。其实衍生产品的主要作用是防御风险。”科里根虽然退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主席苏珊？菲利普和约翰？拉维尔，继续着他们的警告。

就在4月12日的亏损曝光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一再警告了灾难的可能性。卡特？比斯指出，根据信孚银行1993年的年报，衍生产品的头寸几乎高达20　000亿美元。他警告说衍生产品市场是个定时炸弹，“计时器正滴答作响”。理查德？罗伯茨则忧虑“有些衍生产品只是为了经纪公司的丰厚利润，而不是客户的需要产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理查德？布雷登表达过类似的警告，现任主席阿瑟？利维特则向公众证券协会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而且我们会尽力使证券公司也重视这个问题。”4月11日，检察官尤根？路德维希也加入了警告“设计师衍生产品”的行列。

基金评级公司利宝分析服务公司①的迈克尔？利宝说，这些警告同样适用于共同基金。1　728只股票、债券和平衡型基金中，有475只投资了衍生产品，金额有几十亿美元。然而，基金向持有人公布持仓情况时，这些仓位“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政府法规禁止共同基金利用财务杠杆借贷投资证券。尽管如此，一家华盛顿的基金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共同基金不但持有价值75亿美元的衍生产品（占总资产的％），而且持有15亿美元的结构性票据，前面提到过的PERLS就是其中的一种。举例来说，富达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基金有100亿美元的资产，1993年第四季度，其中的8亿美元投资于结构性票据，包括对芬兰、瑞典和英国利率的杠杆赌博。有一种加拿大利率票据的杠杆系数是13倍，上一年它的收益率是33％，但是1994年的头四个月，同一张票据却下跌了15％。更糟糕的是，基金研究机构似乎根本不知道PLUS票据的存在。

第五章　大灾难（3）

自然，在1994年4月12日之前，为衍生产品辩护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事实上，这些声音一直延续至今。富达基金公司的运营副总裁表示：“共同基金经理是为相对保守的投资者设计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前任法律顾问乔安妮？曼德罗更是语出惊人：“我不认为更多的监管是必要的，因为我不相信严密的监管能使市场更加有效。”

国会早在第一起亏损案被公之于众之前就已经作好了准备。就在同一天，民主党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当时的众议院银行、金融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他准备的衍生产品议案。他的议案包括针对衍生产品投机征税的建议和将“不正当管理”衍生产品的行为非法化的立法。民主党议员爱德华？马奇和其他人也加入了战斗。马奇的办公室宣称，马奇“一直对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感到忧虑，尤其是市场参与者已经从有经验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财富百强公司扩展到了小型的、缺乏经验的终端用户，包括公司和地方政府”。4月6日，马奇表示他对衍生产品和股票、债券市场波动之间日益上升的关联度感到忧虑，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衍生产品进行更审慎的研究。共和党议员吉姆？利奇警告说：“人们不得不为衍生产品合约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而担心。”他认为“所有公司董事都应对此负有责任”。冈萨雷斯的议案最后总结说，国会对这一热门政治问题“不能坐等灾难的降临，我们应该显示出美国在金融问题上的领导地位，采取积极的态度”。

第二天，4月13日，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召唤乔治？索罗斯就衍生产品的危险性进行听证。索罗斯生于布达佩斯，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