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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凭责任心行事，所以人质遭扣押后，中国人要求联军撤退和放弃某些条件，他对此不得不装聋作哑。他认为，让步就等于开创会导致恶果的先例，让步就是让人相信，借助于绑架英国人质，他们可以得到通过军事或者外交途径所得不到的东西。

在同一份电文中，额尔金勋爵并不掩饰他的轻松情绪，因为他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他知道有人会严厉地责备他冷酷无情。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显然这些做法也付出了代价。他借此向巴夏礼致敬，这位外交官始终拒绝以某些许诺去换取个人的生命安全，或者要求他进行干预。额尔金赞扬“这是一个罕见的勇敢和忠于公共利益的典范”。然而他没有忘记那些尚未返回的人。他为诺曼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以及十九名护卫队士兵（十八名锡克士兵，一名龙骑兵）的命运担忧。

若干天之后，当额尔金获悉他的合作者诺曼先生不幸遇难的消息时，他发表了如下悼词：“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他有卓越的能力，工作上非常肯干，性格极为平和，勇气非凡，他在外交职业上大有希望达到顶峰。”

额尔金听说已成为其好朋友的鲍拜死去，遗骨刚被找回来。他也为这位深受好评的记者写了悼词：“我为他的死而惋惜，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完美的绅士，还因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又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就特别复杂的中国问题所作的调查报告中看出来。那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既有思想和社会方面的，也包括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我一直希望他成为这种理想的媒介，去客观地介绍涉及我国利益的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得到正确的消息。”

葛罗男爵也对《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去世表示了哀悼，说他是“一个受到我们所有人爱戴的、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的人”。

而额尔金10月14日的日记使人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他将要作出可怕的决定。他写道：“我们得到有关几个被俘朋友命运的令人发指的消息。那是一种残暴的罪行，我们必须给以严厉的惩罚。这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为了我们今后的安全”。

这项决定，这种惩罚，就是要放火焚烧圆明园。

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为英军遇难官兵举行军队葬礼，而且要搞得非常隆重。这样做是应该的，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死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同时也给北京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向他们表明外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是多么重视。俄国驻华特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非常殷勤地向英军最高指挥官建议，把英军遇难者埋葬在北京北边离安定门不远的俄国人墓地。英国人对俄国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很快接受了。

英国人质安德森、诺曼、鲍拜先生以及士兵菲普的葬礼于10月17日上午举行。送葬队伍包括女王卫队的龙骑兵分队、范纳的骑兵团分队、各步兵团出的二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还有六十团（里弗尔）的乐队。所有的英军军官和大部分法军军官都披挂齐整地出席了葬礼。葛罗男爵没有到场。他在日记中说，他本来很想出席这个令人悲伤的葬礼仪式，但是非常遗憾，他接到通知时葬礼已经结束！他就此向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表示了歉意。英军最高指挥官和额尔金勋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边。远征军随军牧师、尊敬的耶稣会姆吉神甫主持葬礼弥撒。仪式简单，很快便结束。这出乎孟托邦将军意料。

上校富隆…格朗尚、军需助理杜比、中尉阿代尔、士兵博尼肖、奥祖夫和布朗凯六名法军遇难官兵的葬礼，10月28日才举行。地点在两个世纪前为耶稣会传教士特许建立的一个天主教墓地，该墓地已关闭二十年，但中国人继续对它进行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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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