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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渡轮公司散发着尿臊味的船只，大贝岛和小贝岛，退潮时露出水面的灰色石阶，成排敲进沙里的木桩，海藻，盐，有气苹果酒，旅馆吱吱作响的地板，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帷幕般的浓雾。芒什海峡这一边的夏天苍白疲弱，像是被滤纸包裹起来，压榨了一番。旅馆老板是个快活的爱尔兰人，十七年前第一次跨过海峡，再也没有回去。斯坦利既害怕又喜欢他，害怕是因为这个卷发的中年人高大健壮得像一堵砖墙，嗓音响亮得堪比雾角；喜欢是因为这堵墙上总是散发出酵母、石榴糖浆和烤肉的气味。他像头水牛一样在厨房和露台之间横冲直撞，运送着加了冰块的基尔酒和装在彩色纸杯里的覆盆子雪糕。大人们在露台上消磨时间的时候，斯坦利和杰森赤脚跑过被晒暖的石板路，只穿着短裤，追逐一个破烂不堪的足球。旅店老板的双胞胎常常加入战局，两个红发姑娘，套着一模一样的棉布连衣裙。当她们私下谈话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夹杂着英语——十分偶尔地，还有少量盖尔语单词——的古怪法语。这从来没有妨碍比赛，孩子们在鱼市场后面空无一人的窄巷里互相推搡，在足球有气无力地滚过粉笔线的时候发出兴奋的尖叫。

杰森比斯坦利大两岁，高出他整整一个肩膀，虽然这个差距后来慢慢有所缩短，但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可观的。杰森的父母，科尔曼先生和太太，在银行工作。按照原本的计划，1979年夏季他们理应在马赛度假，但最终因为旷日持久的铁路罢工而无法成行，转而买了渡轮票，和其他带着孩子、抱怨连连的英国家庭一起在挤满鱼贩子的码头上登陆——当时的港口还没有被各式私人帆船挤占。他们被安排在斯坦利一家隔壁的客房里。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旅店顶层就只有这两个房间，都朝向沙滩，窄小的阳台紧挨在一起，伸出手就能摸到对面的栏杆。对斯坦利而言，他童年的夏天就这样永久地和嘎吱作响的地板以及粘着干硬海鸥粪便的窗台捆绑在一起。

六个夏天，1979到1985，当斯坦利回忆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先记起出海钓鱼的那一年。母亲凌晨四点把他叫醒，给他套上一件硬邦邦的雨衣，盖在灰色毛线背心外面，盔甲一般。“外面很冷，加斯帕，”斯坦利太太说，相比起关心，更像是抱怨，这个地方和这个气温对她本人构成了冒犯，而且她必须时时刻刻提醒她的丈夫：当他兴高采烈地附和科尔曼先生的提议、付押金租下渔船的时候，她私下里可是表示过强烈反对的。

“穿这双靴子，”母亲指示道，斯坦利顺从地蹬掉皮鞋，套上雨靴，“到了船上别乱跑，被浪卷走的话谁都没法把你救回来的。”

“特雷多先生说今天的浪很小。”父亲插嘴。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不是吗？”母亲尖锐地回答，“否则你们怎么会同意租他的船呢。‘海很平静，先生！’”她模仿着渔船主人的口音，又把背包的拉链拉开了，像是要检查六份三文治是不是还好好地待在里面，“浪是大还是小，我都会晕船的。”她补充道。

“搭渡轮的时候你看起来还好。”

“我很惊讶你注意到了，约翰。”

母亲说“约翰”的方式，仿佛那是一句诅咒。斯坦利穿着雨靴的脚一下下地踢着床沿。

“我们能在船上看日出，”父亲最终说道，仿佛这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他戴上了新帽子，从两边支棱出来的耳朵显得特别滑稽，“加斯帕，别制造噪音。”

他站了起来，地板吱嘎抗议，走向门口。斯坦利一家鱼贯离开客房，加斯帕·斯坦利走在最后，盯着母亲的深蓝色发带。雨衣阻碍了他的动作，男孩笨拙地摇晃着，像只企鹅。

科尔曼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等在前厅里，装着渔具的帆布袋放在脚边。杰森同样套着儿童雨衣，假如说这件塑料制品让斯坦利看起来像只企鹅的话，那杰森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