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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凶手。 否定“五四”，顺理成章地就会否定革命，否定启蒙，否定“为人生”，否定一切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区，抹杀十七年，消解鲁迅，嘲笑雷锋。思路淆乱的不会是历史，它只能淆乱现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论点。但这样的双方论点，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乱了别人的也淆乱了自己的现实。 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套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满关爱的人，才会写出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感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随时可能脱缰的时代。 （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nbsp&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蔚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像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