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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当她的想象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来，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令人扼腕的是，弗吉尼亚本人的想象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

弗吉尼亚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亲人。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敏感的灵魂，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

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弗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