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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一样的木雕。那是用一块薄木板连接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房子，中间部分用链条连接的玩具。扭动链条就会发出悦耳的音乐。

“我爸爸说要送一个木雕给我做生日礼物。”她像自言自语又像对那小女孩说。小女孩下意识地将手上的木雕藏到身后，保护好。丁惜就被这个小小的动作伤害到了。她过骄傲地扬起她的头颅，即使从来没拥有也装得底气十足，“比你这个更大，更好，更漂亮。”

小女孩躲到林佳喜身后，她似乎没有心情应付丁惜的嫉妒。没有人说话。角落里站着一个桀骜的查甫郎，二十出头的年纪，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接着，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们陆续走出来。一个医生道歉说他们已经尽力了，只是送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肺部被一根折断的肋骨刺穿了，他的呼吸几乎已经停止了。他的肋骨还断了好几根。总之，是回天乏术了。林佳喜悲恸的哭声一下子响彻了整个过道，抑扬顿挫的，就像歌仔戏里面的苦旦。毓敏秀抱着她。丁建业盖着白床单的身子躺在床上，从我们中间推过去了。那医生挤过我们，也离开了，没有什么表情。我想大多数医生都是披着救死扶伤的外衣，藏着一颗冷漠无情的心。他说要家属签字。我下意识地跟了上去。我已经完全忘了就在白天，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我们已经签下了离婚协议。我三笔两笔签下自己的名字，没走两步，又被那护士叫住了。那是一个小个子护士，站在护士站后面垫着脚尖才略微探出点身子。

“你们到底谁才是死者的家属啊？怎么两个名字不一样？”

她递给我两张纸，一张病危通知书，签字的是林佳喜；一张死亡通知书，是我刚刚签下的。我一时语结，只支支吾吾着“我……”，那护士以为我说的是我才是丁建业的家属，又问：“那这个林佳喜又是谁啊？不是家属怎么可以冒签病危通知书呢？这是要追究她责任的。她人呢？”说着从我手上夺过通知书，嘴上不耐烦地啧啧两声，就要走出护士站。

我忙拦住她，“她才是死者的家属，是我签错了。”我实在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

“签错了？”她挑眉望向我，又不耐烦地责备，“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吃饱了撑的，这怎么能签错呢？这是可以随便签的吗？”埋怨完了，将那张死亡通知书上的字狠狠划去，命令道：“叫死者的家属过来签字！”

我只能灰头土脸地往回走。毓敏秀已经扶着哭做一团的林佳喜走过来了。两个孩子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她们已经忘记了彼此的嫉妒和不快，在痛苦的环境里结成了联盟，虽然那小女孩仍紧紧地保护着那两个一模一样的木雕。

“他们说要家属签字。”

毓敏秀和林佳喜震惊地抬起头看我，怔愣了一会，又同时低了下去。林佳喜吸了一下鼻子，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太平间里很冷，冷气嘶嘶地向外冒，像从夏天一步走进了冬天。林佳喜走得很慢，几乎是一步三打抖。她慢慢地在床头的吊牌上寻找丁建业的名字，在他床前停下来。他身上盖着白床单，上面有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身子的轮廓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只是有些地方扭曲了。他躺在一大群白床单中间，那么毫不起眼，那么冷清。

死亡是人生的一项必修课，总有人得天独厚处理得慢斯条理，总有人略有欠缺以至于匆匆忙忙奔赴，也有些人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人就死了。我的手始终有些颤抖，空气有些凝重，带着凉凉的死亡的气息。法律意义上，他的死已经与我无关。可我记得，曾有一年夏天，我们曾经很近很近地靠近过死亡。我们躲在厚重的木门后面，却觉得自己无遮无拦。他牵着我的手，曾经给过我一种叫做安全感的东西。在以后的岁月，他曾经想好好地爱我，只是我辜负了他。就为了这点恩情，我想我应该送他最后一程。

林佳喜颤抖地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