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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的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二层，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还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他们家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一直不兴旺，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但孙子却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