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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红楼梦》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头记索引》一书。

胡拾的《红楼梦考证》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

第八十六章　如流星一般消失的作家

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来。

创作派是指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再次创作，其实就相当于《红楼梦》的同人小说。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国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析《红楼梦》，从而探讨小说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