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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倒。

他愣住了，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他妈的开的什么玩笑！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我有个舅舅早年跑到这里。

头头笑起来，说你舅舅绝对是傻瓜，怎么会跑到这个穷国家，要是跑到美国英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他说看起来你也不怎么精明，到俄罗斯这儿不倒点什么，那可就太亏了。他说他们是打着到俄罗斯来搞建筑的劳务公司的旗号，实际上是搞贸易。他说他下令每个劳务工人从中国带一百套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他说他姓吴，是经理，那个胖子姓张，是书记。我说书记听你指挥，你这个经理比党大呀！

吴经理笑起来，说不听我的也不行呀，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会俄语。

吴经理又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们公司干，你不是有个俄国舅舅吗，我们聘他当顾问。

我说我舅舅年纪大了，人也太老实。

吴经理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他又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小子是不是安全局派来的特务？

我笑起来，因为看到这个刚刚气焰嚣张的吴经理，一下子就恐惧成这样，实在是忍俊不禁，不得不笑。

吴经理对我的笑更有点毛骨悚然，他赶紧转身跑回人群中，从胖子那里接过挎包，大把大把地往里塞起卢布来。

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有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并肩站在那里，一个擎着一件粉色的花裙子，一个擎着一双小巧的女式高革幼皮靴。微风吹过，扬起她们柔软的金发，我一下子愕然，那分明是阿卡莎娜和她的姐姐卡嘉。

五

望着电影明星般的两个金发女郎卖货，我绝对感到悲哀。卡嘉手里的粉色花裙子穿在卡嘉身上最合适不过，可她却要卖掉；阿卡莎娜手里小巧的皮靴更令我心疼，这明明是她心爱的东西，可她却盼望人们把它买去。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姐姐，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母亲把她准备过年穿的小花衣服拿去换米吃。姐姐那年才六岁，哭着从母亲手里往回夺那件花衣服，最后又哭着把那花衣服送给母亲。我那时才四岁，竟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母亲搂着姐姐一起掉泪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闪现。那件花衣服换了十斤高粱米，母亲咬牙大方了一次，给我们做了一顿高粱米干饭。我吃得那个香呀，觉得要是再有几件花衣服多好，可以再多吃几顿高粱米干饭。

我几乎不敢看阿卡莎娜和卡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要哭。一个面目可憎的大胡子俄国人走到她俩身前，把那双小巧的皮靴子拿在手里，反复玩弄了好一阵，又用手指顺势挑起卡嘉手里的花裙子看了看，最后还是摇着脑袋走了。我为之又气愤又轻松，我真真地不希望两姐妹卖掉她们心爱的东西。

陡然，我想了个令我兴奋得发疯的办法。

我找到那个正忙碌搬货的一个中国劳务工人，我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那两个俄国女孩手里的货给我买来。

劳务工人有些惊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买？我说我不会俄语，无法讨价还价。劳务工人笑了，他说用不着会俄语，用手指头比划就行。看到我的窘相，他还是走过去了。我躲在人群的后面，紧张而心疼地看着。那个劳务工人看来经常买卖，动作熟练地用指头在阿卡莎娜面前比划着。阿卡莎娜却不比划，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计算器，在上面灵巧地敲出她要的价格，递给劳务工人看，劳务工人摇着头，也在计算器上敲了几下，阿卡莎娜看着计算器，便转过头去问她姐姐，卡嘉在计算器上又敲了起来。这样，小小的计算器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递来递去。我心里却急得要命，在心下骂自己，应该告诉那个工人，用不着讨价还价。

最后，那个工人满脸得意的表情走到我跟前，说价钱谈好了，但人家不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