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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作“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长长的大钝角三角形，最短的底边在下，最尖的一角顶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　马戏团　）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　南方周末　》上。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爱情“酸曲”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　有谁知道他呢　》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