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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盖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放，马上趴到桌上入睡矣，做娘亲的千唤百唤，把他唤醒，睡眼蒙眬中，咽一口饭，打一个盹，好容易吃完之后，用其枯干颤抖的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叠作业，就又俯到案上，一题一题地做。一面作一面嘱咐母亲曰：“妈，你看我瞌睡就叫我。”有时做娘亲的陪到半夜，看看孩子手握铅笔，小脸贴到书上，呼呼睡去，实不忍心叫，可是一会儿孩子醒来，就哭闹曰：“你为啥不叫我呀？”母亲曰：“我叫不醒呀！”孩子曰：“那你为啥不打我呀？”大概孩子也听说过“发悬梁，椎刺骨”的古老故事，就找了一个圆规塞到娘亲手里曰：“我再打瞌睡，你就用它扎我。”而做娘亲的此时已哭成泪人儿矣。

晚上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甚至要做到一点两点，才允许母亲拖上床。所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里，没有笑声，没有笑容，也没有在自由国土上当一个自由小国民应有的欢乐，而只有老爹的叹息，娘亲的愁容和孩子们焦灼疲惫、瘦削如猴的小脸和皮包骨的身材。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早上放出去，被恶性补习百般蹂躏，天黑之后，才跌跌撞撞回家，而又一灯如豆，蓬发盖面。他哪有时间大便乎哉，孩子不扑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死，已是祖宗有德啦。这不叫恶性补习，这叫慢性屠杀，痛夫。

我们以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绝不是给中正国民小学堂过不去，如果有这种想法，出门就给汽车撞死。事实上台湾全省国民小学堂，除非他的校长不长进，教习又是木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如此这般，仅只一星期不拉屎有啥了不起，而是国民小学堂普遍地把孩子们蹂躏成一个小小僵尸，压弯了孩子的脊椎（没有压断已经是“爱的教育”啦），抽去了孩子的血。最使人椎胸痛心的，是恶性补习像铁锤一样，搥击着孩子的头，使他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轻焉者对读书产生畏惧，重焉者伤残终身。

吾友程国成先生，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的教习，曾沉痛地说，数学是一门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功课（柏杨先生插嘴曰：这是自然学科教习的说法，由柏老来看，数学这玩意简直坑人不浅），他的小女儿一向非常喜欢数学的，可是几年恶补下来，孩子每天晚上带回来一张长达丈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习题的课外作业，对数学遂由爱生怕矣，孩子有时候害病，在高烧中还喃喃着鸡兔同笼，盖“天长地久有时尽，作业绵绵无尽期”，哀哉！

恶性补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言人人殊，台湾省教育厅不知道换了多少位厅长，每位厅长先生上台后都被恶性补习搞得手忙脚乱。其对策不外两个，一曰“尊口乱张”，发表谈话啦、发表文告啦、发动公文攻势、令饬知照啦、希望遵守法令啦、盼望拿出良心啦；这一式完全为对付报纸，以及向上级报销之用，一旦案发查问时，他就用来搪塞，效果等于一个屁。二曰“杀鸡吓猴”，碰上几个倒霉的教习，申斥的申斥，解聘的解聘；义愤填膺，好像真的一样，以致官儿一旦莅临学堂，威力所及，全体大乱，藏书的藏书，藏笔的藏笔；此一招是为了堵全国小民的嘴之用，你瞧，俺已尽了力吧，其效果似乎比屁高一级。

依柏杨先生之见，最妙的办法莫如“格杀毋论”，由立法院通过一条法律，凡是恶性补习的教习，一经发觉，立刻就地正法，看谁还敢恶性补习乎？但一位朋友揪着我的耳朵曰：“即令大家一齐比赛混蛋，立下了你阁下这种妙法，恶性补习也取消不了。不但取消不了，恐怕反而会转入地下，你就是天天带着警犬，提着机关枪满街乱跑都没有用，而且孩子将更为可怜。”君不见现在官方有令，国民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