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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展示长春的故宫和哈尔滨的冰灯……总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这句话，一定会使对方想起些什么。

第一次听到外省人明确说出对“我是湖南人”这句话的反应，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东的烟台，参加一个全国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会议。我在烟台站下车后，先上一家小馆子去填饱肚子。餐馆服务员是个女孩，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问我来自哪个地方。于是我说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问一句：“湖南？”然后眼神显出了茫然。显然，这是个很少读书看报的女孩，对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过了一会儿，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对我说道：“我想起来了，湖南就是那个流行二号病的地方！”

的确，那段日子，全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在报道湖南的岳阳出现了二号病，并宣称政府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远在渤海之滨的餐馆女服务员对湖南所有的那点可怜的印象，完全来自关于

二号病的新闻报道。她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当然无心伤害我，但她对

我家乡的描绘，的确令身处异乡的我十分尴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阵发愣，颇有颜面无存的感觉。我甚至猜想，餐馆里的所有人，会不会害怕我身上藏着可怕的病毒，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祸害。

我草草地吃完饭，赶紧离开了那家有人将湖南与二号病划上等号的餐馆，急匆匆地赶到了接待会议的宾馆。

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获得怎样的评价，对他的自信和尊严，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响。

幸运的是，那一次在烟台，见到其他与会者之后，我心里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渐渐地为一种自豪感所取代。作为来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欢迎。代表们大部分来自全国一些高等院校，是在业余从事翻译工作的外语教员，而我则服务于因大胆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而在全国颇负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提起这家出版社，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爱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间都会人客如流，教授和讲师们将一摞摞译稿交给我，交口称赞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纳他们的书稿。

湖南的出版业，在改革的岁月里引领着开放的风气，一直是湖南人的一个骄傲。“出版湘军”一度是湖南各项事业中的一枝独秀。十年“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先生，首次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业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湖南出版业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方针的确立，使湖南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国赢得了丰足的稿源和无数的读者，为十年浩劫之后的著作界和读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湖南的出版业与时俱进，成绩斐然，使我在烟台的那次会议上满面风光，一扫心头因为二号病插曲而滋生的阴影，第一次比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个字，会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么积极的反应。

从那以后，我对外省人说出“我是湖南人”之后，再也没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我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与湖南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十分相称。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我不必为我说的普通话带着湖南话的腔调而不安，因为这种腔调会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简单，曾几何时，这种方言与来自中国最高层的语音同出一辙，而北京人对这种语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确，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方言比两位主席的乡音更具有权威感呢？何况，另有许多操着这种语音的人，在京城里身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