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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出版物得到證明：如羅伊拉德（grouillard）和科隆普（pllop）的《拉烏拉檔案之一》（阿索斯聖山文獻集第一輯），巴黎1937年版；萊梅爾雷（plerle）的《庫特倫穆斯檔案》（阿索斯聖山文獻集第二輯），巴黎1945年版；道爾格的《聖山搶救文獻寶藏》，慕尼黑1948年版（進一步的細節見&ldo;史料&rdo;部分）。這些出版物在許多方面比早先的出版物更好些，它們以臨摹文獻和印章的形式複製文件，提供了更好的文本，並且附有詳細的專家注釋和完整的索引。

對文獻的日益關注反映出學者們儘可能力求準確地重新構建拜占廷國家內部生活的現代研究趨勢，他們希望更加清楚地勾畫出拜占廷統治管理制度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圖畫。[7]早在1904年，卡爾&iddot;科隆巴赫爾就在&ldo;科學院國際協會&rdo;奠定了《中世紀和現代希臘文獻總目》的基礎，拜占廷學者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但還是由於當前學者的努力才使大量的重要史料變得有用，大量很有意義的專題研究成果才得以發表。[8]這項工作的推進特別得力於道爾格開拓性的工作，尤其是在拜占廷外交和古文書學領域，例如他於1931年出版的《拜占廷皇帝譜牒》（慕尼黑版）和《東羅馬帝國皇帝的文獻》，後者啟動了擬議中的《中世紀和現代希臘文獻總目》工作，於1924年、1925年和1932年分別出版了3卷，涉及565～1282年的文獻（慕尼黑版）。新出版的這套作品是所有拜占廷歷史學家極為重要的工具書，因為它提供了完整的文獻目錄，以及考據訓詁性注釋，既包括那些實際現存的也包括那些其他史料提到但已經散失的帝國文件。塞克（oseeck）於1919年出版的《皇帝和教皇文獻》（斯圖加特版）包括了311～476年的帝國文獻。格魯梅爾（egrul）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檔案與文獻》則編輯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文件，該書的3個部分涉及381～1206年的文獻（1932年、1936年和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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