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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ldo;常識&rdo;，則呂思勉撰著通史，應當在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諸種斷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開展。但是，我們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為斷），情形卻悖於&ldo;常識&rdo;：《白話本國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漢史》，1947年；《兩晉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斷代史沒作出來，卻先寫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寫出。那麼，以&ldo;常識&rdo;判斷，他的通史是否跟&ldo;完美&rdo;不沾邊？是又不然。顧頡剛對民國年間的通史著作多不許可，謂&ldo;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rdo;，對呂撰通史卻青眼有加，贊曰：&ldo;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rdo;。前後矛盾如此。然則，到底是顧氏的&ldo;常識&rdo;毫不可據，還是呂氏天資特出，不必遵循&ldo;常識&rdo;？這個是非，不可遽定，勉強要找個說法，則須簡介呂氏與&ldo;古史辨派&rdo;（以顧頡剛為代表）、&ldo;史料學派&rdo;（以傅斯年為代表）在治學上的異同，看能否理出一點頭緒。

其所同者，在於三人都強調&ldo;用新方法（或曰科學方法）整理國故&rdo;，雖為史家，卻不以史學自拘，而不憚鑒用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乃至文藝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顧頡剛用神話學、民俗學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話；傅斯年倡言&ldo;我們不是讀書人&rdo;，而應&ldo;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rdo;，以為考古學、語言學張目；呂思勉亦嘗曰&ldo;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rdo;，&ldo;主張中學以下的歷史，改授社會學，而以歷史為其註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歷史&rdo;；馬列主義初入中國，他即&ldo;略有接觸&rdo;，1929年撰成《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以&ldo;階級&rdo;概念闡釋古史，新義紛呈，不僅獨步當時，即在時移境變的今日再讀，亦饒趣味。

其所異者：顧、傅二人主張較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專門研究，注重新史料的運用。呂思勉則追求博通周贍的境界，取材多根於正史，並不刻意徵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視之，三人都投身於上法乾嘉、旁紹歐陸的&ldo;新史學&rdo;大潮，皆已超越&ldo;相斫書&rdo;、&ldo;帝王家譜&rdo;式的舊史學；自其異者視之，則顧、傅稍嫌沉迷於歷史研究的過程（史料與考據），不免忽略了史學不僅考據、史學不是史料的&ldo;常識&rdo;。與二者相較，呂思勉絕非不善考據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據&ldo;發燒友&rdo;，但是，他卻認識到：&ldo;今人之屑屑考證，非顧先生（炎武）不能為，乃顧先生所不欲為也。今人自詡搜輯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復棄之者多矣&rdo;（《自述》）。顧炎武是考據大家，但他的學問決非考據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學術、制度的遷變轉移，以及經世濟用諸種大計。呂思勉一生服膺顧炎武，且嘗認真考慮過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雖下定決心做學問，仍&ldo;好從發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rdo;，故不以&ldo;屑屑考證&rdo;為苟安，亦不以&ldo;搜輯精博&rdo;自喜。

呂思勉第一次將二十四史通讀一過，在1908年；開始撰寫《白話本國史》，在1920年。其間相距十二年。似可設想，此時雖無他人&ldo;分工合作&rdo;業已成型的&ldo;完美的斷代史&rdo;，呂思勉的胸中卻早有了自己的&ldo;斷代史&rdo;，作為撰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