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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

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睹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尤憶民國二

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

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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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

川西和西康地區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

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

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

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ldo;抗日反蔣&rdo;之宣傳主張

而來，其實質則系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

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采

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

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與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

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

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

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

策之執行，仍系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

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

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

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

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衊，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

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

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事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

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

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國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赤

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

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