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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內容是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

權，取消庚子賠款，和歸還中東鐵路等，這宣言約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國報紙上發表出來。

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和各派人物也都為之興奮，

共同發表讚許的文件，我也是參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他列強都在欺侮中

國，只有蘇俄是例外。他們認為只要蘇俄能有願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表示，就是值得歡迎的，

不必問蘇俄的處境如何，也不必問這個對華宣言的動機如何。

當時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其他民眾團體都已被封閉，學生的活動雖仍在暗中進行，比之五

四時規模顯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學們覺得過去的群眾運動方式有些不夠了，正在那裡摸索新

的途徑。當時山東問題已成懸案，一時不易解決。直皖戰爭醞釀已久，日近爆發，人們都在

期待段祺瑞親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將是曹錕和其盟友張作霖，與段相較，都是一

丘之貉。吳佩孚究竟只是曹錕的一員部將，雖表示反日愛國，又能做出些甚麼來？這一切都

顯得中國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國革命的勝利和它對華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閃耀的光芒。

當時從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途徑。研究系主辦的北京晨報、上海時

事新報，國民黨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建設月刊、星期評論及無數青年們主辦的報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揚社會主義，並熱心地介紹俄國革命的實況。已經踏進社會主義圈子與尚

在邊緣的人物，不僅撰文宣揚，有些已開始有所行動，雖然那些行動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但

確已走向醞釀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的途徑。

當時和我親近的同學們，思想上多有了顯著的改變，其中有些較李大釗先生尤為急進。

那位書呆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現在卻在埋頭讀馬克思的《資

本論》，見著我便表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

共產黨。羅章龍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據他研究所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

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其他有這種類似急進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澤東或許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個特殊學生。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瓶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教師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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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所以耽誤的原因，總是善意地給我一個勉強及格的分數。我也就索性將我的大部分時間花

在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

的貧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譯本，都是在這個時期讀完的；

此外對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和英國工人運動史等也有過一些涉獵。

由於俄國白黨領袖謝米諾夫在中俄邊境地區的失敗，和以赤塔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開始恢復。那時在中國的俄僑也有些同情蘇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國

籍的教員柏烈偉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李大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