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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言采的信，我乐了，一连几封都是和对方讨论当时在演的新戏，演员如何，导演如何，剧本如何，兴致勃勃的；要是他自己的戏，好像就从来没有见到他满意过，虽然也提，但大多是匆匆一笔带过，看来是对别人来信中礼貌的回复。

看过传记再来看信，果然省事许多。信中常常见他谈及朋友，措辞都很得体，但亲疏还是一看可知。

此人是个人精。

我越看越如此认定。

当天图书馆闭馆前，正好读到一封提及谢明朗的，还恰好是当年和我看见的那个展览有关。上面写：

“……吴敏的情况很不好，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不乐观，还竭力在陆修彦面前装出积极的样子。谢明朗前段时间登山摔到了背，伤到筋骨，又不肯停把拍照的事情暂缓（在病情确定后他们请他拍一组照片留念，至今已经两个月）。吴敏的病让他压力很大，情绪也很低落，他又坚持用胶卷，每次都在暗房里坐很久，这让伤势恢复得更慢。我当初应该坚决劝他不要接手……”

没想到那组照片之后还有这样的故事。现在想想，那照片里传达出坚定和阳光，哪里看得出是情绪低落的病人拍的。

第二天被其他事情拖住，没有去图书馆，第三天才又坐到那个明亮宁静的阅览室，拿着那些信，看到熟悉的字迹的一刻，竟没来由的觉得有些亲切。

我甩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继续读信。言采的信大多都是那些内容，想来也是，能乐意捐出来的信上，记的必定是些不伤大雅的事情。不过这字看得舒服，我又有目的性，读起来很快。

随着年纪变大，他的信不出意料地少了，变得更简短，字还是整洁有力，但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也变大了。我无奈地想衰老是无人可以幸免的，哪怕那些语言依然生动有趣，但看着这些细微处的变化，时时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还是不免伤感。

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只写了两封信，默默看完之后，又不死心地反复看了几次，只觉得大梦一场。记得谢明朗去世是因为癌症，免疫系统的问题，好像是淋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积极健康，上山下海，样样乐意尝试，以至于媒体公布病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有同学对他敬仰有加，去他住院的医院探望不得，回来之后还专门给他寄了花和卡片。但他的病情起伏很大，前一阵子还听说手术好转，没多久又恶化，去世得很突然，但看来是没有受什么罪。那一年的第一封信看时间是写在谢明朗去世一个月前，收信人名字很陌生，叫沈知。

“……

谢明朗听说你来信，也让我附上他的问候。前段时间他病情忽然加重，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幸目前症状又稳定下来。相较之下，他的精神状态比起我来还是好得多。他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还是坚持照顾我、喂饱我、打起精神侍候花园。反而是我每天无精打采又沮丧，脾气也很坏。不管怎么看，到了这一步上先走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但大概我是真的做了什么坏事，这种事情落到他头上。

前几天看戏回来——《侧影》这出戏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回来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想怎么死。我不知道怎么答他，他说天底下最好的死法是两个人一起数数，数到十之后合眼一起死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答他。在他生病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在体味这一点了。

医生说再过几个月他的情况应该会进一步好转，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当然主要是是他，这让他很疲倦，而我则觉得我们正在玻璃鱼缸里——太多人知道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但是我也不很在乎这一点，那就干脆别告诉我们就好。不过谢明朗和我认真商量过，如果病情到时没有好转，我们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另，夏天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