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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們視為同志，並準備自求解脫。

我當時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干擾邊區政府工作本極平常，但對於任何富有責任感的

人，總想做一些份內所應做的工作。現在，對邊區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橫加干擾，當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擊，更有甚於我以上所說的，下文我還會扼要談及。

毛澤東、張聞天不僅干擾邊區政府內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樣扼殺邊區正股的外交活動。

陝北邊區政府，是唯一被外間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政權機構，到陝北接洽的人員以及外來的公

文，除了少數應由中共中央處理、或由八路軍駐陝北辦事處分別處理外，極大多數都應該由

邊區政府主席、秘書長和秘書處承辦處理。但毛澤東、張聞天的偏窄自私和毫無遠見，使這

項外交工作不僅非常混亂，而且遺誤停滯，並使中共遭受損失。

名以上歸邊區政府秘書處管轄的交際科，事實上卻歸中共中央指導，它的表現顯得神秘

莫測，說穿了它就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局一個分支機構。這些人處理工作的辦法，總

是從窄隘的特務眼光出發。跟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旨，例如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外來人員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傾軍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熱情的招待（江青當時是不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藝人員之一）。至於其他來訪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數是不得要領而去。

毛澤東、張聞天最怕我利用邊區政府主席的職位來建立對外關係。毛澤東鬥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僅使我在中共黨內不能抬頭，而且利用外力打擊，破壞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譽。

他們向外散布謠言，誣指我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將過去蘇區一切壞事，都說成是張國

燾的所謂（特別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變後，為了拖延八路軍的開赴前線，還

說些張國燾部下不願抗戰、大軍無法迅速開拔等鬼話。毛氏用心無非是愚弄別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釘。後來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向交際科人員說，當心張國燾勾

結國民黨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來邊區政府求見我，多被交際科託詞擋駕了。有少

數無法拒絕的新聞記者來見我的時候，交際科事先並不告訴我這些新聞記者的來歷和求見目

的，使我難以應付。

延安的訪問者中有一大批來自鄰近的地方，特別是山西戰事吃緊的時候，從山西來的客

人和從北部榆林綏定而來的客人，不是來視察就是有事接洽，如關於彼此間交通聯繫，工商

事業及學校的遷移，後方辦事處的設立，家眷的安置，難民的接洽等等。其中來接洽的人物

有軍政機關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級將領，這些事都被交際科搞得一塌糊塗。交際科人

員弄得無辦法時，就推託責任，胡說邊區政府及其屬下的各級政府組織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實在無法做到。這些行為，顯然沒有顧及到中共與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關

的大義。

綏定地區的行政專員兼綏靖司令何紹南，奉蔣介石委員長的電召，由綏定乘飛機前往南

京。何紹南因此電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飛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