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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中“牺牲”的山羊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记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刮起了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从1949年开始，以麦卡锡参议员为中心进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

麦卡锡注视着美国国内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委员会常传唤文化界人士。凡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开除公职，甚至连名演员卓别林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有些议员为了迎合这股潮流，追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参议员切纳就是其中之一。

参议员切纳目光紧盯着报社、电台以及学校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内容。他曾把许多知识分子传呼到切纳委员会，给他们打上“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的烙印，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职业。鲍威尔也成了切纳委员会的牺牲品。

鲍威尔写过一篇题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源自731部队”的文章，引起了切纳的注意，于是，切纳委员会便指责鲍威尔是一个“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企图把他从所有的媒体宣传舞台赶出去。

然而，鲍威尔没有屈服。他在受审过程中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它所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档案。终于，进行了十年艰辛的法庭斗争，把政府追得理屈词穷，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审判。

鲍威尔回忆道：“就是这个缘故，我就奇怪地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十年里，我们曾辗转地从旧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因为我和妻子都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