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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爸爸来北京工作时从老家镇江带来的。

两个罐子中的内容物不同。高的里面总放着萨其马、桃酥等糕点，矮的里面则放着大白兔、高粱饴等糖果。我放学回来便把这两个陶瓷罐翻得叮当响。吃糖时，一抓就是一小把。吃点心时，常常很秀气地先掰一半。可是对另一半的渴望往往在前一半被消灭前就出现了。结果一分为二的点心总是会合在我的肚子里。

虽然我对台布上面的这两个陶瓷罐怀有殊情，但那是因为它们伸手可及，来得全不费工夫。因此我对台布下面，平素不见天日的那三只大箱子则更觉神秘。

每年冬夏两季只开两次箱子。每到夏天爸爸妈妈就把衬衫裙子等夏装拿出来，再把毛衣棉袄等冬衣晒好后放进去。冬天则逆而行之。一年两度的开箱就像家里的一件重要活动一样。这一天，一家人会早早地吃好晚饭，饭后我会自觉地帮助妈妈洗碗，然后上床盘腿坐好，为爸爸妈妈搬箱子让道。从箱子里，我总是能够发现令我兴奋的东西，如妈妈五十年代的两面都能穿的呢大衣，如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书。最使我着迷的还是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的一沓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妈妈年轻时是那么美丽的江南闺秀，爸爸做学生时是那么英姿飒爽。我还发现了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父母的第一张合影。也是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自己小时候穿得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发结，华贵的丝袄，精美的项链……

可是到我上了初中三年级，家里就不再有一年两度的开箱活动了。箱子里面的内容物早已被搬进了新置的大立柜、小立柜里，伸手便可开启闭合。昔日放在箱子上面的那两个陶瓷罐也转移到了小立柜上。三只箱子则被排挤到了床底，而今不知它们命运如何。有一次电话中妈妈提到家里为灾区捐献了三箱旧衣物。不知它们是否也随之到了灾区。若此，它也捎去了我的一份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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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阁的烧卖（1）

大好的十月，只要走出家门，我的心便和外面的秋高气爽连成一片。我们来到横滨中华街。

到处都飘着比北京的馒头还诱人的香味，随处见的是比北京还北京的旗袍、中式鞋、痒痒挠等中国物产。可我依然无法在心中将这里幻化成北京的任何一条街，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儿不同。

我们不断躲闪着比肩继踵的行人。孩子贴在我的怀里，在这个垂直的摇篮中香甜地睡着，我下意识地将手张开到了最大的几何面积，好像这样就能为孩子遮挡直吹过来的秋风似的。孩子的梦是脆弱的，只要肩头一换，他会马上回到清醒的世界，睁开一双疑惑的眼睛，问你为什么要趁其不备的时候偷梁换柱。大人眼里的区区小事，在他看来，可能和变了天一样。因不忍破坏孩子的梦境（我始终认为人生最美好的是梦境）。此时，孩子父亲的那身粗壮的体格枉费着，手中只有一个空空的奶瓶。我常常为他惋惜。

“找个饭馆坐下来吧！”我两手酸得真怕孩子落了地。他举起手中的奶瓶，向前一指：“去海员阁，那里的烧卖日本第一。”

海员阁的门帘窄小，光线贫弱，橱窗里连料理样品也没有陈列。在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中华街，我简直怀疑这种“其貌不扬”是刻意操作的，该不会是有意把所有的魅力都藏进烧卖吧。它的“人气”是无可置疑的。瞧，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门前便有了队形。孩儿他爸一改火急的脾气，屏气凝神地站到了队尾，脸上笑嘻嘻的。　“去别的店吧！”眼下，在我看来，烧卖日本第一也好，第一百也好都无关紧要。尽快将这身负重托付给一把椅子才是当务之急。再说了，没准儿隔壁的小笼包是日本第一呢。大千世界里的它与它（他与他），抑或你与我总是各有所长，平分秋色的。

“孩子我来抱，你到那边石阶上坐坐，歇一歇。”从这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