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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黄色的‘大众’车上了高速公路，女孩在婴儿座上睡着了。出事故了。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车灯碎了，挡泥板撞了个凹坑。在履行完必要的手续之后，她继续开车。等她们到了巴塞罗那，婴儿座上的女儿早已不在睡觉了。这小女孩死了。阿娜没有注意到，她女儿在事故中断了脖子。”

我叹了口气。

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墓地最外围的一角，山坡用作了骨灰瓮安放地。在岩石上凿出鞋盒大小的洞穴，用来安放家人的骨灰瓮。我远远看着阿娜。她摘了一束野花。她转动钥匙打开了岩石上一个壁龛的玻璃门。里面有两只骨灰瓮，一大一小，那个小的从我站的地方看，小得如同一只蛋杯。阿娜低下头，亲吻了那些花，将它们装饰在骨灰瓮四周，瓮里仍存放着她丈夫和女儿的骨灰。即便离得那么远，我们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声，乔瑟普也不说话。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着。

“乔瑟普？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我问。

“听说过疯女人莉迪亚吗？来自里加港的莉迪亚？”

我仿佛是从一次惊讶猛地跳到了另一次惊讶。

我当然听说过。在总统大厦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页面光滑、有关达利的书本里，达利都声称是来自里加港（与卡达奎斯相距不远）的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开启想象力橱柜的钥匙，把超现实主义释放了出来。在每一本艺术图书中，莉迪亚都是作为言行古怪的渔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败的海边棚屋卖给了达利。两间棚屋建在卵石海滩上，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加厕所，另一间是卧室兼画室—破旧屋顶下一个21平方米的单层空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任何可以让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让我们返回到1930　年，达利以250比塞塔的价格（当时值2美元）买下了两间海边棚屋，立即对木屋进行打扫，并买下了紧挨着的地皮和邻近的农舍。他栽种了柏树和许多棵叶子闪着银光的橄榄树。居室里则布置得杂乱无章。达利把面包皮用胶水粘在墙上，将系着旧外套纽扣的线绳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园子逐渐扩张，直到里加港摇摇欲坠的棚屋变成了奇幻的和迷宫似的伊甸园，达利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来年。这可是正式记载在艺术史书籍上的，接着便是达利如何创作《记忆的永恒》这幅无可争议的杰作的美丽故事，这幅画是在不够宽敞的、带朝北天窗的画室兼卧室里创作出来的。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加拉坐在达利旁边，房间里就这么一张舒服的椅子。她给他读他最爱听的德文书籍和杂志，尽管他不懂德文，一个词也不懂。诵诗声、词语轻快的流动，以及加拉近乎耳语的轻柔、连贯的话音，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达利平静下来，使他达到完全的放松。达利常说加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四只铃铛一齐鸣响。每当她给他诵读时，他就用法语称她是“四铃铛”。

达利的骗局　三（4）

他抬头看看钟。都快半夜了。

达利坐在画架前，陷入内心的幻想，努力想把一幅24×33厘米小尺寸的阿姆珀丹风景画画好。这幅画色彩鲜亮、景物孤寂。他一边还在听用摇柄电唱机播放的一张瓦格纳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咝咝沙沙的老唱片。他工作时从不说话。当他干得来劲时，他吹口哨。

“我把音乐关掉吗？”加拉问。

“不！不！达利喜欢瓦（儿）格纳的音乐声听起来像烤（儿）沙丁鱼。”他回答。

那天晚饭，他们吃的是美味但气味浓烈的卡门培尔奶酪。

晚饭吃剩的东西还在桌子上。没吃完的面包（蚂蚁正把面包碎屑搬走）、一些柔软低垂的奶酪、切成片的番茄、一只盛橄榄油的工艺杯、几只脏盘子，还有刀叉餐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