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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上都用钢笔或铅笔潦草地签了名—挺独特的签名。霉菌已经在镜框上扎根。阿娜不知去哪儿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乔瑟普见我对那些绘画表现出了兴趣。

“阿娜的父亲画了这些画，”他说，“他不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估计他比周末摆摊的画家要出色。我至今仍能看见他坐在画架前，一厚沓旧报纸垫在他的拖鞋下面，以免油彩溅到地板上。可怜的人。你看见外面的熟铁蔓棚吗？就是他设计的。他人很好，可没能享受生活。他抽烟。他画画。他一次心脏病发作，然后就死了。他8岁的时候，就像老达利那样，在帽盒的盖子上画童话里的形象。他们是童年时的朋友，在菲格拉斯上同一个艺术夜校，可没有人把阿娜的父亲当画家看待。”海报上的文字是：“不同寻常的斗牛表演，向萨尔瓦多·　达利致敬！”

我爬上一把椅子，凑近了细看那些照片。一辆黑色的美国老爷车—像5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开进了菲格拉斯的斗牛广场，那里开始举行一场特别的斗牛表演。达利站在乘客座位上，穿着礼服上装，手里握着手杖，眼睛鼓出来，他涂蜡的胡子快要翘到天上了。斗牛场里到处躺着死公牛，拖着饰带的扎枪插在它们的背上，血从它们的脖子和肩头肌肉多处伤口渗出来。沙地浸透了血。有的公牛的耳朵被割掉了。达利正挥舞着手杖朝拥挤的人群致意。

“当然是一次为向萨尔瓦多·达利表示敬意的斗牛，”乔瑟普说，

我可以看到老头眼睛里的怒气。“他设计了海报，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对了，设计的时候……他朝上面甩了一团黑油漆。”

阿娜的父亲坐在黑色美国老爷车的驾驶座里，嘴角叼了一根香烟。他的样子像是青春已逝的唐璜，他的头发闪着润发油的光亮。他没有笑。他坐在那里并不愉快。看得出来，他感到羞辱。

还有更多的照片。达利从车里走出来。达利给死公牛祝福。达利接受人们的掌声，沉浸在荣耀之中。阿娜的父亲出现在每张照片中，总是在抽烟，总是在达利旁边，却从未占据中心舞台。

我试着破译钢笔或铅笔的潦草笔迹。这是用加泰隆语写的。“给埃利乌特里，我亲爱的老朋友”，后面是我熟悉的大个儿的达利签名，盖满了整个照片，几乎要遮蔽掉每张照片里阿娜的父亲。

“阿娜在哪儿？”我问乔瑟普。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吧，”乔瑟普说，“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那儿。”

我们走上山坡。葡萄藤上的果实呈棕色，像葡萄干一般又皱又小，味道却甜得令人难以置信。房屋周围的一切都皱巴、盘结，饱受日晒雨淋：葡萄藤如此，还有结着极小颗粒果实的橄榄树、遍布山坡数以百计的软木橡树也是如此。软木橡树的树皮在数百年间无数次被剥掉，用作瓶塞的原材料。乔瑟普踩过葡萄园，经过一处从山里滴下冰水的天然泉眼，往上走到了燧石高围栏挡住视线的一处小墓地。

达利的骗局　三（3）

“她女儿死了以后，阿娜断绝了跟家人的关系。”乔瑟普说。

“女儿？什么女儿？”

“你不知道？”

“不知道。阿娜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昨天我们刚认识。”

乔瑟普摇着他面具似的脸。“悲伤的往事，”他说，“真叫悲伤。过去的鬼魂总是回来，总是回来缠着你。你知道，阿娜结过婚。她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名叫埃利乌特里，跟他祖父名字一样。我们给这男孩的昵称是‘泰里’。他跟他祖母住在巴塞罗那。阿娜的丈夫是冠军赛车手。他人不错。多好的人啊，后来他死于一次比赛，我想是在葡萄牙。阿娜还有一个女儿。她丈夫死的时候女儿才两岁。葬礼后过了半年，阿娜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