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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5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也没有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伟民对于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

但是，袁伟民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应该说，当时的足球反*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一致声讨体坛*。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呼吁司法介入，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看来是袁伟民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袁伟民不是不作为，而似乎是在*证据。我们反复论证过，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手中握有一份相当详细的黑哨名单，其中就有现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员，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乐部。但是北京奥运会在2001年申办成功后，整个体育总局及下属中心都在为力保奥运前夕的竞技实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别是后者，中国特色让这个机构绝不想被全国范围的负面新闻所纠缠，平稳地在北京奥运前移交权力，力保雅典奥运成绩，成为袁伟民头等大事。所以他对媒体反复报道假球黑哨是相当恼火的，他曾对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下死命令，迅速灭火，杜绝后患，绝不能影响奥运备战。阎世铎是袁伟民的嫡系干部，他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言听计从，所以当初在深圳大剧院高喊“杀无赦，斩立决”的他，以其政工干部的敏锐和坚决，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在出发前往杭州时，就定下了如何让当时的陈培德和宋卫平闭嘴的方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袁伟民为何不作为（3）

而来自袁伟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门达成默契，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龚建平很冤，也一点都不冤，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要打假，始于11比2的这场打假风暴，只不过偶然地因为余东风的鲁莽、甲B五鼠的嚣张，才被迫在媒体逼近下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从一开始，就决定以牺牲某一个人的方式结束。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理清，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来历：

一、从1978年亚运会被美联社记者的质疑可以看出，为了彰显“两国人民的情深谊长”，中国后卫不惜把对方的球碰进自家大门，以及让球却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这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相当关系，一笑之后，甚至某种程度地谅解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