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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女孩子&rdo;一旦更名為&ldo;歷史&rdo;，則胡適也好，馮友蘭也好，都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繼續奉行&ldo;金屋藏嬌&rdo;的故事，亦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為之&ldo;裝扮塗抹&rdo;。自此以後（其實，此前亦然），&ldo;女孩子&rdo;便不只是單方面&ldo;千依百順&rdo;的&ldo;服從&rdo;，她也會對試圖親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ldo;塗抹&rdo;她，她也要&ldo;裝扮&rdo;你，適如瑪麗婭?魯賓遜所云：&ldo;我們把歷史塑造成型，它反過來又影響我們&rdo;。

更有意思的，則是試圖對&ldo;女孩子&rdo;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價值觀、時代性及影響力的差異，在如何&ldo;裝扮塗抹&rdo;的問題上產生分歧，乃至分化為不同群體，相互攻訐。適如柯文（paulahen）所說：&ldo;文化既是一面三稜鏡，給我們折射出某群體的思想和行為，但也有可能使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變得疏遠，從而把對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話化&rdo;（在中山大學的演講《變動中的中國研究視角》，2002年12月）。

義和團運動就是中國-西方、傳統性-現代化、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等&ldo;群體&rdo;用以相互&ldo;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話化&rdo;的工具。柯文撰《歷史三調》（1997年），則是對作為工具的義和團進行神話解構和歷史重建的嘗試。

未完成的第一調

《歷史三調》的副題是&ldo;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rdo;。從此書在史學界的影響來看，&ldo;神話&rdo;最引人注目；從全書的結構和篇幅來看，&ldo;經歷&rdo;所占比重最大；從作者的自我期許‐‐&ldo;對義和團事件進行簡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敘述&rdo;‐‐來看，&ldo;事件&rdo;應可視為信史。但是，柯文筆下的&ldo;事件&rdo;，不論史料的採用和解讀，還是所占篇幅（約為全書十分之一），俱嫌單薄，似不足以支撐或曰導入&ldo;經歷&rdo;與&ldo;神話&rdo;兩個話題。

對此，他並不諱言：&ldo;在本章重塑義和團歷史的過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資料&rdo;。細按其書，不難發現，在敘述義和團運動的醞釀和發展時，柯文幾乎全盤採用周錫瑞（josephwe射rick）《義和團運動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獻考證與史實闡釋，甚至連&ldo;義和&rdo;二字的英譯、&ldo;九頭蛇&rdo;的譬喻亦逕行迻用，雖偶有辯詰，究無改大體；此外，則大量採用中國歷史學者如路遙、程嘯諸人採訪編著的資料，以及中國各研究機構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義和團歷史事實的發現與歷史意義的發明層面，柯文毫無貢獻，他的謀篇布局乃至遣詞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別無新意。

而在敘述義和團戰爭的背景和進程時，他甚至忽略了兩項重要事實：其一，清廷在&ldo;廢立&rdo;問題上得不到西方列強支持，甚至慈禧的執政地位也受到威脅‐‐西人發出照會，勒令慈禧歸政於光緒；雖有學者對此質疑，然非空穴來風。這是除了民-教衝突、華北大旱及朝廷政爭以外，導致義和團運動由國內暴動發展為國際戰爭的重要原因。其二，義和團戰爭爆發前後的關鍵事件。如使館衛隊在&ldo;黑色星期五&rdo;（1900年6月13日）首倡&ldo;獵取拳民行動&rdo;‐‐此前，拳民的主要打擊目標是中國教民，而非外國人；清廷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