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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氏認為支撐傳統中國的&ldo;槓桿&rdo;有兩根，科舉以外，則為兩稅制。以王氏此論與前揭韋伯的評價合而觀之，不僅對科舉制度，甚而對作為&ldo;官僚帝國社會&rdo;（韋伯語）的傳統中國，我們將獲得一種深刻認識。&ldo;封建社會&rdo;此一術語並不適用於秦、漢至清的中國，傳統中國具有&ldo;帝國&rdo;特徵，逐漸成為共識；而具有內部彈性、賴以維持&ldo;帝國&rdo;長期運作的制度核心，則是科舉。然謂科舉既是支撐帝國的&ldo;杆槓&rdo;，又是帝國的&ldo;構成部分&rdo;，此喻似鑿枘難合。但是，我們若將科舉制度與&ldo;士以天下為己任&rdo;聯繫起來，此喻之妙味就體現出來了。

天下，是誰的？今天，我們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謂&ldo;十億神州盡舜堯&rdo;。但是，在&ldo;帝國&rdo;時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則，就不是帝國，而是共和國了。不過，以天下之大，單靠天子一人，是沒辦法統治的，於是，選誰來&ldo;共治&rdo;天下，便是身為天子者首要考慮的問題。帝王曾挑選、倚重過各類人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鑑，此類人眾俱屬治國不足、肇亂有餘，惟有倚重讀書人、士大夫的時候，天下方稱乂安。是否因史書都由讀書人編纂，利用話語霸權，故意貶低其他集團，抬高自己身份？似不盡然。眾所周知，漢高祖劉邦最瞧不起讀書人，未得天下，即有&ldo;溺儒冠&rdo;的惡習，既得天下，更有&ldo;乃公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詩》、《書》&rdo;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對讀書人的態度便來了個大轉彎，詔曰：

&ldo;賢人已與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rdo;；

這道詔書，固然是漢代選舉制度的濫觴，也為接下來二千年的歷史定下基調。詔書中的&ldo;賢士大夫&rdo;，自然指讀書人。然而，戰國時代的&ldo;士&rdo;，&ldo;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rdo;（顧頡剛語），朝秦暮楚，反覆無常，傾人城傾人國者不知凡幾，時稱&ldo;游士&rdo;。待到天下一統，再不妥善安置這些&ldo;游士&rdo;，令其儘快轉變為&ldo;賢士大夫&rdo;，君主專制的國家安全實在堪虞，因此，劉邦才會發出邀請，請&ldo;從我游&rdo;，並許以&ldo;尊顯&rdo;。於是，才會有科舉的制度設計，讓&ldo;賢士大夫&rdo;盡為我用，不致成為國家的隱患。不論如何本領高強的人，他只要有一絲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參與這個遊戲。偶有遊戲水平不夠，憤而攪局，所謂&ldo;秀才造反&rdo;者，結局無一例外，都是&ldo;十年不成&rdo;，如黃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無非在於科舉制度的包容性極大，團結了有能力造反的絕大多數，足以對付極少數的反抗者。歷史學家雷海宗嘗對此現象作精闢評論：貴族制度解體後的中國社會（自漢代開始），&ldo;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rdo;，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權；天下大亂，則流氓得勢。可嘆的是，&ldo;流氓集團&rdo;僥倖造反成功，如劉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還是得將部分甚至全部權力讓渡給讀書人，大家坐下來，繼續玩科舉掄才、共治天下的遊戲。士大夫&ldo;實際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惟一的政黨&rdo;（《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112頁）。倘如所言，科舉制度直可稱作&ldo;士大夫黨&rdo;的黨內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舉制度雖為讀書人提供了參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