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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ldo;制度化&rdo;。同時，中國官僚制度的&ldo;現代化&rdo;亦告完成，而且，引進這種&ldo;現代化&rdo;成果還令朝鮮、日本乃至英國受益。孫中山遍考歐美各國政治，回國演講，嘗說：&ldo;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rdo;（1921年，《五權憲法》）。西人，如伏爾泰（法）、馬禮遜（英）、杜蘭（美）等，亦嘗讚美科舉制度，德國社會學家韋伯（axweber）更從學理層面探討，謂科舉制度使被統治者在專制國家趨向平等，堪稱&ldo;消極的民主化&rdo;（passivedeocratization，余英時譯）。

因此，我們才說，二千年科舉制度的嬗變體現了歷史的進步。但是，科舉制度終被廢革。難道，早在一百年前，科舉制度便因本身的&ldo;現代性&rdo;作繭自縛，便已不合時趨，不得不被浩浩湯湯的&ldo;時代潮流&rdo;沖潰？這也是歷史的進步麼？

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得使用&ldo;槓桿&rdo;理論。

神奇槓桿

科舉制度的本質，若單以唐太宗名言&ldo;天下英雄入我彀中&rdo;而論，則不過是一種籠絡人才、銷磨士氣、緩解內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歷史，我們發現，唐太宗過於強調科舉制度對統治者的益處，而對科舉制度的本質及其與傳統政治的深層聯繫認識不夠，其言似是而非。竊謂王亞南以&ldo;槓桿&rdo;比喻科舉制度，能得其要，他說：

&ldo;科舉制像從外部為中國官僚社會做了支撐的大槓桿，雖然它同時又當作一種配合物成為中國整個官僚體制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rdo;（《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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