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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面冻。睡老百姓家里,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扫。有句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我们身上虱子多得随便你说哪儿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窝底下、裤腰里,一抓一个。女同志最倒霉,头发没办法,虱子在头发上下虮子,一个个小点,撕不下来,烫也烫不死,没事在太阳底下你给我抓,我给你抓。我们管它叫“革命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晋察冀活动。魏巍过去在晋察冀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们在那儿演出,他在那儿搞部队报纸。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做编导委员长、团委,团长是周巍峙。团员很多,有田间、卫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团长,到河北换成周巍峙。这个团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坚持在敌后活动,给群众给部队演出。我们几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装,经常深入到敌后,搞武工队,所以我搞武工队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长满虱子。这几年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不管觉不觉得自己都在变。虽然你看这屋子里很热闹,但我还保持着农村的风格。我一直和农村保持着联系,经常有农民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都要吃窝头,不吃不行。昨天来了两个香港朋友,我说:“我请你们吃窝窝头,蒸的棒子面的小窝窝头。”我们家经常喝棒子面粥,连阿姨都觉得挺奇怪,现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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