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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面冻。睡老百姓家里，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扫。有句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我们身上虱子多得随便你说哪儿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窝底下、裤腰里，一抓一个。女同志最倒霉，头发没办法，虱子在头发上下虮子，一个个小点，撕不下来，烫也烫不死，没事在太阳底下你给我抓，我给你抓。我们管它叫“革命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晋察冀活动。魏巍过去在晋察冀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们在那儿演出，他在那儿搞部队报纸。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做编导委员长、团委，团长是周巍峙。团员很多，有田间、卫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团长，到河北换成周巍峙。这个团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坚持在敌后活动，给群众给部队演出。我们几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装，经常深入到敌后，搞武工队，所以我搞武工队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长满虱子。这几年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不管觉不觉得自己都在变。虽然你看这屋子里很热闹，但我还保持着农村的风格。我一直和农村保持着联系，经常有农民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都要吃窝头，不吃不行。昨天来了两个香港朋友，我说：“我请你们吃窝窝头，蒸的棒子面的小窝窝头。”我们家经常喝棒子面粥，连阿姨都觉得挺奇怪，现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