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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墨”、“名”、“农”、“兵”、“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相济担当了“老师”的任务，扮演了“老师”的角色。

春秋战国末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由其学生李斯等人将其发扬光大，辅佐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这时“法”家思想理论担任了中国的老师角色。

正是“法”家“重奖酷罚”的思想，既成就了秦国，也毁灭了秦国。正所谓“民不畏死”法有何用。因此激起了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起义。后来以刘邦为首的政治集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汉朝。由于刘邦集团中的高级参谋萧何、张良等人运用“道”家的思想，成就了刘邦集团。因此，“道”家顺理成章的担任了当时中国的老师，起着对国家发展“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也正因为“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使汉朝得以休养生息，当时中国逐渐走向强大，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逐渐丰富，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欲的不断膨胀，出现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等人，借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精髓，从实际操作层面入手，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形成了一套以帝王天子为核心，把“天神”与“理”有机结合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建立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伦理规范的封建等级秩序。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二千多年导师，指导着中国发展与进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家思想这一套封建伦理等级秩序，虽然能有效化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资料分配不公的分配问题。但同时也把中国人的发展理念，引向了一个按等级分配财富，不思进取与发展的封闭怪圈，扼杀了中国科技发展力。

经过两千多年，到清朝末期，中国一直沉浸在以“儒”家为师的殃殃天朝梦中时，西方国家经过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逐步走进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西方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的老师，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的作用，一个是把中国引向了自然财富如何分配的道路，一个是把西方引向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供人们分配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遭受19世纪以来，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百年耻辱。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也因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醒了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让中国从沉浸于“儒”家老师指导的等级分配体制中清醒过来。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从此中国人拜了西方人为师，运用“拿来主义”，向西方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这“洋老师”一当就是上百年，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就拜了马克思这位德国人为导师。不过这一时期，不同于以往的老师是一个，而是把“传道、授业、解惑”的三项工作分给了三个不同的老师。马克思主义承担了“传道”的任务，前苏联人承担了“授业”的任务，以毛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者，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承担了“解惑”的任务。最后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这一现象持续到了中国的“反帝反修”时期，中国进入了，**自主，封闭锁国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毛先生成为了全中国人的伟大导师，“毛委员思想字字句句闪金光”就是这一历史现象最好的描述。

到了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路线后，中国人的老师又换了角色。在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的康庄大道上，拜了西方发达国家为师，让他们担负了“授业”的工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