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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二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潜移默化的转变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