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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而其血肉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拍电影不好玩儿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刘索拉说洪晃（一）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骂声吸引：笑骂中缠着自嘲和嘲讽，中、英、法文齐上的独角戏表演，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难怪她在任何照片上都止不住不笑。北京胡同里的粗话她能连串地往外喷，正喷着一个北京大妞的爱情故事，突然主人公用伦敦英文说起话来，故事一下就转出去半个地球，登时显得矜持保守，还带了些英国的冷幽默；正听得出神，她又换成了法文，马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狐媚子。一个故事她能讲出几国的花儿来。怎能不使听者动情。她怎么没去演喜剧？！幕布拉开，台中央放一把椅子，让她就坐在椅子上，大说特说，台下的观众全能被吸引住，比那些毫无语言游戏的庸俗喜剧好看得多。我马上开始煽动她去演喜剧，说一部有文化的喜剧是提高观众文明教养的教科书！后来我见到宁瀛，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