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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心的，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屯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在组织上南京站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负有监视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1人，随带密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由他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了夏河策化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材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此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烦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

在伪特工方面，丁默屯也见风驶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以此靠拢戴笠。

最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一个姓竺的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

这封信依然落在王一心手里，检报戴笠后